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崔述的经史论、封建论与正统论

(一) “经史不二”论

经史关系论是乾嘉学术中的重要问题之一,钱大昕、章学诚、袁枚等人对此都有精辟的论述。崔述在此问题上基本上也持“经史不二”论,但在思想深度上,思想的体系性上都不及钱大昕与章学诚。他只是说“三代以上经史不分”,而对“三代以后经史既分”的现象如何处理呢,他似乎没有更加系统地论说。下面一段文献集中表达了他的“经史不二”的观点,他说:

二帝、三王之与孔子,无二道也。是以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后世学者不知圣人之道体用同原,穷达一致,由是经史始分。其叙唐、虞、三代事者,务广为纪载,博采旁搜,而不折衷于圣人之经。其穷经者则竭才于章句之末务,殚心于心性之空谈,而不复考古帝王之行事。其尤刺谬者,叙道统以孔子为始,若孔子自为一道者。岂知孔子固别无道,孔子之道即二帝、三王之道也!(144)

这段话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三代以上是经史不分的时代,经即是史,史即是经。第二,三代以后学者不理解这个道理,于是经史分家,其结果是导致两种不好的学术倾向,一是史因为脱离经的指导而变得驳杂无序;二是经学研究缺乏史学的支持变成死守章句。第三,将孔子之道与二帝、三王之道分开,就会将孔子降为先秦诸子之一,从而无法与墨家及其他诸子区别开来,而且也会使经学的真精神萎缩不振。在崔述看来,历史虽然在发生变化,治世的方法有所不同,但“圣人之道”则是具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他说:“《唐虞》《三代》诸录之后,何为继之以《洙泗》也?曰:二帝、三王、孔子之事,一也;但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则圣人所以治天下亦异。是故,二帝以德治天下,三王以礼治天下,孔子以学治天下。”(145)

崔述对孔子“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一句中“文”字进行理论的发挥,说道:“文也者,道之所寄以传焉者也。圣人在上,则文播之礼乐;圣人在下,则文托诸简编。孔子之文,《六经》备之矣。”(146) 而且认为,《春秋》一书,“尤孔子之文之大焉者也”(147) ,可见,崔述所说的寄道之文,也即是史学著作,与章学诚所说的广义之史——天地一切著述皆史的观念是相通的。而孔子之文,即《六经》之文。然而,崔述并没有进一步论述,三代以后的“史”是否也具有“经”的作用,也没说《六经》以后的历史过程中“道”是如何变化的,是否还是《六经》中之“道”?而他的考信工作的重点似乎是在于清理三代以后其他儒家经典、传注著作以及诸子百家著作中的虚妄成分,从而保证《六经》中所载之道的纯粹性,进而以此纯粹性之道来实现治国安民的经世目的。如果我们在此对崔述的学术思想的解读大致不错的话,则崔述的“经史不二”论就不是在为史学地位的提高进行新的理论论证,而只是在强调经学研究不能死守章句,史学考证也不在于历史事件中的细枝末节,而都应当放在考察古帝王圣贤之行之事而关心世道人心之建设上面。这一学术目标原则上是正确的,即经史研究都要服从经世致用的目的,但他似乎没有看到乾嘉时代钱、王、赵等考据史学家揭露官修史学中的虚假事件的历史意义之所在,也未能理解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经学家追求经典原义所蕴含的经世情怀,特别是没有看到戴震在经学研究中,通过对政治化的程朱理学的批判所表达出的新人文理想。从与戴震学术和思想的比较来看,我们说崔述的学术和思想缺乏新的人文理想光芒,大体上不算是一个苛刻的评价。

(二) 崔述的“封建”论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论,其实是讨论大的政治制度形式变迁的问题,属于政治制度史或政治制度思想史范畴。在晚明清初的大思想家中,很多人都涉及“封建制”的问题,前人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同时代人则有袁枚,而上溯之,则有郑樵、柳宗元等人,对此问题都有所论述。(148)

崔述有关“封建”论的思想特点是,他特别重视历史变迁过程中“势”的作用。他认为,制度因时而变,圣人不能主观立法,顺应时势的凡人其实也可以立法。应当说,这是柳宗元、刘知几历史变迁论中“势” 论思想的合理延伸。他说:“法久则必弊,弊则变。法之始皆因其势之所趋,虽圣人不能立法,虽非圣人可以立法。”(149) 在这一点上,崔述有关圣人与法的观点接近章学诚论圣人与道之关系的观点。因为章学诚并不认为圣人比众人更接近道,而只是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过程中发现了“道”之迹,从而创立了一种适合时代要求的制度。

崔述将“封建制”形成的原因归结于“偶”,如他说:“古何以封建?秦何以郡县?偶也。偶之云者,言因其势所固然,无成心焉耳。”(150) “偶”即是不以某个圣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而然之“势”,包含着不知其然而然,但又不得不然的等意思。故其“偶”即有合于势的意思。

崔述认为,不仅封建制形成是“势”的结果,郡县制的形成也是“势”的结果,所以封建与郡县,“盖二者偶也;古岂必不郡县,秦岂必不封建,其势异,故其法亦异。德虽不同,易地则皆然,故曰偶也”(151) 。

既然封建与郡县都是历史变化发展之“势”所导致的结果,那么封建制与郡县制之间,也就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了,他说:“然则封建与郡县孰优劣?曰,无优劣,得明主则治而延,得暴主则乱而促,其理同也。”(152) 在这一点上,崔述可以说并不相信不同制度之间有所谓的优劣问题,而主要在于得“明主”。因此,他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坚定的“人治论”,与柳宗元、王夫之等相信郡县制具有进步性的观点颇不相同。

崔述深信历史是在变化的,而他所处时代的“郡县制”制度也会发生变化。但他并没有对郡县制变化的方向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这一点上他缺乏一个大思想家所具有的理想性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少数觉醒的士人在思想与精神上的苦闷与迷惘。他说:“自秦以来二千年,郡县之法日弊矣,安知后世不复为封建也?然天下世变多端矣:封建,一变也;郡县,一变也;群雄割据,南北分治,藩镇拒命,皆变也。变故以来,前者不必有,而后起者无穷。封建之时,不知有郡县。后世或更有出于封建之外者,未可知也。吾又乌知郡县极弊之日,其势何所趋也?”(153)

崔述知郡县制因弊极而必变,但究竟变成什么样的制度,他本人无法预言。就政治思想的想象力而言,他远不如顾炎武。因为顾炎武从原则上提出了“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设想,这一设想在精神上与现代的民主政治有暗合之处。然而,崔述没有提出具体的预言与设想,这也许与他的“求实”思想相关,也许与乾嘉时代因政治上的高压而使得整个社会与学术丧失了想象力有关。

(三) 崔述论“正统”

正统论问题实际上是一政治哲学问题,即关于政治统治交替过程中治权所得的正当性问题。所得之治权是正当的,就是“正统”,所得是不正当的,就是非正统。然而,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这一正统论往往又与历史哲学纠缠在一起,宋明理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又与道统论结合在一起,颇为复杂。崔述对“正统”问题的讨论,与他的“民本论的历史观”(154) 联系在一起的,从整体上说具有进步性的思想因素。崔述认为:

盖天下有势有义:正者义也,统者势也。言正不可言统,言统不可言正,然后其理明而其说定。试言统之说。统之为言,犹曰有天下云尔。天下,公器也,非一人一姓之所得私。当其时归于一,则统有专属;及其分也,则统亦随而分矣。……自古以来,虽世变纷然,而统无一日之绝也,不过时有分合而已。……如曰得国之迹不同,故其名亦异,是论正不正也,非论统也。(155)

崔述的意思是说,治权的变化有客观之“势”所至,谁得“势”,谁就拥有了“统”。谁得义,谁之统就是“正统”。天下是公器,只要合乎势与义而得之,即是“正统”。因而历史上各个王朝无所谓正统与“偏统”,更无所谓“僭统”“窃统”。很显然,崔述的这种治统论与宋明儒所倡导的道统论,俗儒们所坚持的正统论是大相径庭的。特别是他将“公天下”的观念与正统论的问题结合在一起,与明末顾、黄、王三大家的“公天下”思想有一定程度的暗合,体现了崔述思想进步性的一面。

对于得国之迹的正与不正的问题,崔述非常大胆地论说道:“予于商、周,犹窃有疑焉。何疑尔?桀、纣虽暴,汤、武之君也。汤、武虽仁,桀、纣之臣也。臣弑其君,可乎?且夫汤、武之德盛矣,其功大矣,然考其得天下之迹而律以后世之名,则不免于篡。”(156) 崔述这一论断的意义非常吊诡,表面上是肯定君臣之大义不可违,然将儒家千年来相传的“道统”打破了。从儒家肯定“汤武革命,顺天而应人”这种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来说,具有摧毁传统政治正当性的危险性。然而,他又认为,这是三代以前之事,三代以后不可以这样效法,因为三代以后,君臣之秩序已定,故不可以犯上作乱。我们应当同情地理解崔述所论。他生于乾嘉时代,不可能将自己的思想贯彻到底。那样是会杀头的。他只能以维护后世君臣之义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大胆言论。这一点,与唐甄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句话时,首先要肯定“大清有天下,仁矣”一样。(157) 即使如此,崔述的同时代理学家谢庭兰就已经批评崔述这些观点是“蔑圣经”“废人伦”(158) 之论。

崔述还反对张载用“天命”的观点来论述政权转移、交替的正当性,他认为“天命不可见也,人何自而知之?世之论汤、武者,不过曰心非利天下也,应天顺人,伐暴救民而已。夫心藏于深微不测之地,其亦至难知矣。即心果无他,而终不可以掩其迹;心非篡则当恕其心,迹实篡则当严其迹”(159) 。

所谓“严其迹”,即当认真考察这些获得政权的人是否做有利于民众的事情。如果获得政权后让民众真正能获得实惠,则就是“正统”,如果不是,就不是“正统”。崔述在多处阐述了“公天下”与“有德者得天下”的思想,如他说:“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姓之天下也。故舜继尧,禹继舜,人以为固然也。”(160) 又对商以后传子的私天下评论道:“然一姓之子孙必不能历千百世而皆贤,不贤则民受其殃,必更归于有德而后民安;而既已传子,又必不能复传之贤,则其势必出于征诛而后可。故揖让之不能不变而为征诛者,天也,圣人之所不能违也;虽尧、舜当之,亦若是而已矣!”(161) 崔述对孟子“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这段话重新解释道:“正谓夏、商失道,政不行天下,故不得谓之共主,非谓汤、武亲立桀、纣之朝而其君不仁,遂可不谓之君也。但孟子之意在于警人主,故以仁暴大义断之,而未暇详申其说耳。”(162)

对于得国之迹的正与不正,崔述具有一定的历史主义眼光,认为“汤、武之事,行于三代以后则不可,行于当时则可。古者人性情质朴,其有君臣之义非如后世之明也。当其时各自为国,势不能相属也。有功德与力者,则天下群起而奉之,非必制其予夺之权而设为贵贱之等也,不过势之所归而已。……故曰汤、武之事行于当时则可,其所以不见黜于正者此也。然汤、武之事行于三代以后则终不可,盖古今时异势殊,后之君臣非若古之君臣矣”(163) 。

崔述这一观点当然是囿于现实政治,只能这样去解释。但他强调政治必行仁政,政治权力获得的正当性必以仁民与民心所向为基础,肯定有德者有天下。这些观念当然都是传统儒家的老观念,但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优良传统。在乾嘉考据学盛行而讳言政治问题的时代,他能借助考证上古帝王圣贤之行之事以求有益于世道人心,其用心之良苦还是需要后人加以认真体察的。而其“公天下”的政治理想是晚明以降进步政治思想的继续,体现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在洄流中前进的特点。

崔述还从历史语义还原的角度,进一步揭示“正统”的历史含义。他说:“论正统者众矣,自宋欧阳修以至国朝魏禧,予所未见者不论,所已见者予皆有以识其说之非也。夫统有分合而无正伪,而正不正不关其统。论者泥于其名,每曲为之说,又或以爱憎为褒贬,故其是非不当而予夺不公。”(164)

又说:“今夫‘正统’之名何昉乎?非古圣人悬此格以待后之君也;其说起于后世之学士大夫。彼见历代之事务各殊也,于是正统之名兴焉。有‘正统’而后有‘偏统’,由是而又有‘僭统’‘窃统’;此皆强立名字,以古人就己之私说,皆予之所不取。”(165)

在崔述看来,“古所谓正者,‘三正’之正而非偏正之正也;所谓统者,‘三统’之统而非统会之统也。其说载于《汉书·律历志》。《律历志》曰:‘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始著为一,万物萌动,锺于太阴,故《黄鐘》为天统。六月,《坤》之初六,阴气受任于太阳,继养化柔,万物生长,楙之于末,令种刚强大,故《林鐘》为地统。正月,《乾》之九三,万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故《太族》为人统。是为三统。其于三正也,《黄鐘》为天正,《林鐘》未之衝丑为地正,《太族》寅为人正。三正正始。’由是观之,是正自正,统自统,各为一事;后人合二字以成文耳,非如论者所谓均此一统而有正不正之别也。”(166)

通过上述的历史语义还原,崔述将“正统”之义还原为先王历法问题,而不是后来如欧阳修的政权继承的正当性问题。他还进一步申论道:“昔者三代之盛,历法修明,王者之政令被于天下,岁颁朔于诸侯,诸侯奉若而不敢违,故其时无不遵天子之正统者。至春秋、战国之际,史官失纪,畴人子弟分散,兼以王室衰微,天下纷争,或不能尽遵天子之正统,故其时有《黄帝历》《颛頊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而孔子作《春秋》,亦谨书曰‘春王正月’明其正为王之正,意若曰此方为天子之正而天下之所当遵者,故公羊氏释之曰‘在一统’也。”(167)

崔述的这种历史语义还原的方法,从理论上说并不足以驳倒欧阳修的正统论。欧阳修是从政权交替的应当之理的角度立论的。其所立之论正确与否,另当别论。崔述试图从“正统”一词的历史语义的用法来证明欧阳修“正统”论的错误,则是两件事,而不是一件事。因为,欧阳修如果能回答,可以轻松的说,我说的“正统”并不是历史上所说的“正统”的意思。由此可知,运用历史语义还原的方法来证明一种理论的不正确,其方法并不可行。即使如此,崔述“正统”论中所表现出的进步思想因素,还是应当得到肯定的。

要而言之,崔述的尊经考古学,就其考据的精审程度而言,不及同时代的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以考据见长的三大历史学家;其思想的批判性不及戴震深刻、犀利;其历史哲学的思考不及章学诚深刻系统。他虽生于乾嘉时代而外在于该时代的主流学术之外。从人文知识增长的角度看,崔述的整体考据成绩贡献不大。然就“疑古”的思想倾向而言,对于20世纪中国“疑古”思潮具有一定的思想史支撑意义。在乾嘉时代,汉学、宋学几乎是势不两立,然崔述能超越汉学、宋学的束缚,对汉、宋之学采取双遣的态度,以求真、求是作为自己的学术目标,既表现了一个学者独立不苟的精神,难能可贵,值得肯定;也从一个侧面丰富了该时代的精神。其在“正统论”中所表现出的进步政治思想倾向,与晚明以降的进步思想潮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在历史洄流中曲折前进的思想趋势。

本章结语

就章学诚、崔述二人学术的整体品格与特征而言,他们都是乾嘉时代的学术“异数”,在乾嘉考据学鼎盛之际,章学诚敢于追求别识心裁、“独断”之见,而且以“通史”作为自己的学术目标,不入考据学之大潮。在史学研究方面,他追求史学的理论体系建构,与考据史学的主流也格格不入。章学诚在理论追求方面非常欣赏戴震,但在史学的方志理论方面与戴震的观点有相当大的不同,本来可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惜乎未能做到一点。他对戴震的许多批评,有些地方有合理因素,如道论方面,但在人格上对戴震进行攻击,则不足取。章学诚在当世是非常寂寞的,但他的史学思想在近、现代中国却引起了巨大反响。不过,对于章学诚历史哲学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学界似乎还未能给予恰当的评价,因而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崔述更是与该时代的主流学术保持一种隔阂的状态。他以特立独行的方式从事尊经辨伪的工作,对“六经”之后的广义学术史进行全面的怀疑,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其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系列论述,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具体说来,章学诚、崔述二人的学术研究在求实、求真,重视从经验事实出发阐发抽象的哲学道理等方面,又与乾嘉时代“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颇为一致。而崔述在人性论方面的一些观点,也与晚明以降重视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不分的思想主潮,颇为一致。崔述说:“余谓人之性一而已矣,皆本理义,兼气质而成,不容分以为二。孟子之所谓性,即孔子之所谓性;但孟子之时异端并出,皆以性为不善,故孟子以性善之说辞而辟之,非与孔子为两义也。”(168) 要而言之,孟子讲人性善,是统言之,“若析言之,则善之中亦有深浅醇漓之分焉,非兼气质而言遂不得为养善也”(169) 。统而言之,章学诚、崔述二人的历史哲学展示了乾嘉时代历史学的另一个面向,丰富了乾嘉时代历史学的精神内涵。

(1) 章学诚:《又与正甫论文》,《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807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2) 章学诚:《又与正甫论文》,《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807页。

(3) 章学诚:《又与正甫论文》,《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807页。

(4) 章学诚:《博约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18页。

(5) 章学诚:《申郑》,《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249页。

(6) 章学诚:《申郑》,《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249页。

(7) 章学诚:《申郑》,《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250页。

(8) 章学诚:《上朱大司马论文》,《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767页。

(9) 参见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第二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0) 此文作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春,时年章学诚40岁,属其早期思想。

(11) 章学诚:《定武书院教诸生识字训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631页。

(12) 章学诚:《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708—709页。

(13) 章学诚:《原道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94页。

(14) 章学诚:《原道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94页。

(15) 此语原出《庄子·人间世》,是庄子借孔子之口说出来的,然被宋代理学家借用过来了。

(16) 章学诚:《原道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95页。

(17) 在《与陈鉴亭论学》(撰于乾隆五十四年)一信中,章学诚向友人陈鉴亭进一步解释了其道论思想的基本逻辑思路,认为道无处不在,无所不包,“道无不该,治方术者各以所见为至”。而且说,由于一般人认为,他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其说甚廓”,所以,他以“三人居室”而成道的历史过程来“实证”道的历史过程,从而推论“道体之存即在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的自然历史过程之中。

(18) 章学诚:《原道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94页。

(19) 章学诚:《天喻》,《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332页。

(20) 章学诚:《匡谬》,《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69页。

(21) 章学诚:《原道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94页。

(22) 章学诚:《易教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8页。

(23) 章学诚:《原道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94页。

(24) 章学诚:《易教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6页。

(25) 章学诚:《定武书院教诸生识字训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631页。

(26) 详细辨别章学诚“道”与朱子之“天理”非本章任务,此处仅给予简单的提示,日后当以专文的方式来探讨这一问题。

(27) 章学诚:《原道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05页。

(28) 章学诚:《朱陆》,《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26页。

(29) 章学诚:《浙东学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21页。

(30) 戴震有“道论”但无“道器关系”论,其对道与气的关系、道与分理的关系的论述颇为简略。钱大昕对此问题几乎没有涉及,焦循有“道论”而无“道器关系”论,阮元的“道器”关系论有新意,但缺乏理论的思辨性。参见吴根友《乾嘉时代的“道论”思想及其哲学的形上学追求》,《儒教文化研究》(国际版)第九辑,崔英辰主编,首尔,成均馆大学,2008。

(31) 章学诚:《原道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00页。

(32) 章学诚:《原道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01页。

(33) 章学诚:《与陈鉴亭论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718页。

(34) 章学诚:《原道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01页。

(35) 章学诚:《原道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01—102页。同篇中,有关道的变化、发展特征的论述还有,“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备于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则曰尧、舜之道,再则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韩退之谓‘道与德为虚位’也。夫‘道与德为虚位’者,道德之衰也”。 

(36) 章学诚:《原道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03页。

(37) 章学诚:《原道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04页。

(38) 章学诚:《原道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03页。

(39)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篇,绪说,北京,三联书店,2004。

(40) 章学诚:《易教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7页。

(41) 章学诚:《易教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7页。

(42) 章学诚:《易教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7页。

(43) 章学诚:《与陈鉴亭论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717—718页。

(44) 章学诚:《言公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200页。

(45) 章学诚:《言公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206页。

(46) 章学诚:《言公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206页。

(47) 章学诚:《言公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206页。

(48) 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戴震全书》第6册,张岱年主编,第373页。

(49) 戴震:《答郑丈用牧书》,《戴震全书》第6册,张岱年主编,第374页。

(50) 戴震:《答郑丈用牧书》,《戴震全书》第6册,张岱年主编,第374页。

(51) 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王标译,第2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2) 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

(53) 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王标译,第21页。

(54) 山口氏书中说章氏恢复了“知的主观性”,严格地说应该是重申了“知的主体性”。因为“主观性”一词比较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它在现代汉语里与客观性相对,是随意性、不准确性、情绪性的代名词,与主体性的内涵差别甚大。这里如果不是翻译的问题,那么就是作者本人表述不够准确。

(55) 参见吴根友《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第277—280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当时该书未涉及章学诚,仅论述了以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学在理性研究过程中表现出的个性精神。其实,章学诚的“独断”之学,对性灵的追求,更为明显地体现了学者以理性的方式彰显个性的历史要求。

(56) 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王标译,第249页。

(57) 笔者以为余英时仅看到章学诚受戴震刺激的一面是不够的。

(58) 参见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第六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第434—455页;陈祖武主编《明清浙东学术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9) 有关“六经皆史”的学术史讨论,可以参见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第五章第二节,在该部分,仓、叶二氏着重介绍了侯外庐、喻博文、钱钟书等人对此问题讨论的学术贡献。此处省去辩论的文字,仅依相关学说出现的先后次序,略加陈述,作为铺垫。

(60) 钱钟书先生将此说追溯到《庄子·天运》篇,可备一说。参见钱钟书《章学斋与随园》(附说二十“六经皆史”),《谈艺录》,第6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钱先生比较仔细地搜罗了历史持“六经皆史”说诸家说法,然并未作学理上的深论。本章不欲重复抄摘前人之言,仅就其中影响较大的诸家学说略作申论,以为论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作一思想史的铺垫。

(61) 参见许苏民《李贽评传》,第294—300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2) 王充:《程材》,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二),第5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

(63) 王充:《谢短》,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二),第555页。

(64) 王充:《效力》,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二),第581页。

(65) 上述所引文献,参见钱钟书《章学斋与随园》(附说二十“六经皆史”),《谈艺录》,第656页。另见许苏民《李贽评传》,第294—300页。

(66) 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第10页。

(67) 李贽:《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李贽文集》第1卷,第20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8) 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李贽文集》第1卷,第93页。

(69) 有关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仓修良、叶建华的《章学诚评传》第五章第二节有较充分的阐述。此处参酌了仓、叶二人的说法,并申之以己意。

(70) 章学诚:《易教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页。(www.xing528.com)

(71) 章学诚:《报孙渊如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721页。

(72) 章学诚:《易教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页。

(73) 章学诚:《易教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2页。

(74) 龚自珍:《古史钩沈论二》,《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第2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75) 参见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第434—455页。另参见陈祖武主编的《明清浙东学术文化研究》一书中的相关文章。

(76) 章学诚:《浙东学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21页。

(77) 章学诚:《书孙渊如观察<原性>篇后》,《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569页。

(78) 章学诚:《朱陆》,《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126页。

(79) 陈履和:《崔东壁先生行略》,《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940页,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80) 崔述:《家学渊源》,《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470页。

(81) 刘师培:《崔述传》,《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948—949页。

(82) 吕思勉:《读<崔东壁遗书>》,《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1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83) 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第24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84)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2页。

(85)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2页。

(86)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2页。

(87)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2页。

(88)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2页。

(89) 参见笔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点项目结项成果《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第三编第五章。

(90)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2页。

(91)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3页。

(92)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3页。

(93)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4页。

(94) 参见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第217—249页;王纪录《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第317—324页,合肥,黄山书社,2002。

(95)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2页。

(96)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3页。

(97)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6页。

(98)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4页。

(99)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6页。

(100) 崔述:《丰镐考信别录》卷三,《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362页。

(101)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3页。

(102)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4页。

(103)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5—16页。

(104)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6页。

(105)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5页。

(106)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5页。

(107)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23页。

(108)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5页。

(109) 戴震批评朱子“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可参考也。

(110)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6页。

(111)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3页。

(112)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2页。

(113)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3页。

(114)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5页。

(115)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5页。

(116)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4页。

(117)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4页。

(118)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4页。

(119)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5页。

(120)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5页。

(121)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5页。

(122)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7页。

(123)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7—8页。

(124)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8页。

(125)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8页。

(126)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8页。

(127)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3页。

(128)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9页。

(129)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0页。

(130)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0页。

(131)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8页。

(132)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8页。

(133)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4页。

(134)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4页。

(135)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4页。

(136)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9页。

(137)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9页。

(138) 崔述:《丰镐考信录》卷二,《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80—181页。

(139)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1页。

(140)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1页。

(141)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1页。

(142)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1页。

(143) 顾颉刚:《战国春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自序》上,第17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44) 崔述:《洙泗考信录·自序》,《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262页。

(145) 崔述:《洙泗考信录·自序》,《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261页。

(146)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325页。

(147) 崔述:《洙泗考信录》卷四,《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325页。

(148) 冯天瑜对此问题有详细论述,详见氏著《“封建”考论》,第60—90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149) 崔述:《封建论》,《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847页。

(150) 崔述:《封建论》,《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847页。

(151) 崔述:《封建论》,《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848页。

(152) 崔述:《封建论》,《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847页。

(153) 崔述:《封建论》,《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848页。

(154) 参见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一书第三章第二节“崔述的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本书接受路先生对崔述历史观的定位。

(155) 崔述:《正统论》,《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845页。

(156) 崔述:《正统论》,《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845页。

(157) 唐甄:《室语》,《潜书》下篇下,第196页。

(158) 《附录·关于本书的评论》,《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075页。

(159) 崔述:《正统论》,《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845页。

(160) 崔述:《商考信录》卷一,《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35页。

(161) 崔述:《商考信录》卷一,《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35页。

(162) 崔述:《商考信录》卷一,《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135页。

(163) 崔述:《正统论》,《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845—846页。

(164) 崔述:《正统论》,《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844页。

(165) 崔述:《正统论》,《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844页。

(166) 崔述:《正统论》,《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846页。

(167) 崔述:《正统论》,《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846页。

(168) 崔述:《附论孟子性善之旨》,《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435页。

(169) 崔述:《附论孟子性善之旨》,《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第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