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分析：《六经》外典籍成伪原因

从现代人的学术观念来看,崔述的“尊经疑古”态度与思想倾向在乾嘉时代缺乏思想解放的意义。但在古籍成伪原因的探讨层面,崔述提出的“世益晚则采择益杂”成伪原理说,颇有学术方法论的意义。他说:

大抵古人多贵精,后人多尚博;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然犹删其不雅训者。近世以来,所作《纲目前编》《纲鉴捷录》等书,乃始于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且并其不雅训者而亦载之。故曰,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也。(111)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崔述的“古人多贵精”之说并不能成立,而“后人多尚博”的说法则大体上可以成立。尤其是“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的说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古代典籍作伪的一般性原理,以及一般诸子之学、史学、集部之学的基本生成状态。特别是那些故事性的叙事作品,由于受人类追求完型心理的影响,努力把一件事说得更加圆通,“采择益杂”也在所不辞。

崔述在指出了古书成伪的一般原则之后,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古籍成伪的具体原因。这种具体分析的结论,大多数都具有学术价值。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从以下三个大的方面对他揭示出的成伪原因作一概括性归纳,并作适当的分析。

(一) 人言(包括口头语言、传说与书面书言)的主观性

1. 人言不可尽信

崔述对于人类语言的可信程度保持一种高度的怀疑态度,尤其对于远古时代的语言的可信性问题持有很大的保留态度。他说:“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亲见也,况千古以上,吾安从而知之!人之言可尽信乎?……舌生于人之口,莫之扪也;笔操于人之手,莫之掣也;惟其意所欲言而已,亦何所不至者!”(112)

从“人言不尽可信”的普遍怀疑角度出发,崔氏展开了对战国以降,汉代诸子之书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

周道既衰,异端并起,杨、墨、名、法、纵横、阴阳诸家莫不造言设事以诬圣贤。汉儒习闻其说而不加察,遂以为其事固然,而载之传记。若《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史记》《戴记》《说苑》《新序》之属,率皆旁采卮言,真伪相淆。继是复有谶纬之术,其说益陋,而刘歆、郑康成咸用之以说经。流传既久,学者习熟见闻,不复考其所本,而但以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传,非妄撰者。虽以宋儒之精纯,而沿其说而不易者盖亦不少矣。(113)

不过,崔述上述所表达出的怀疑精神,是以维护圣贤的面目出现的。准确地说,他所怀疑的众人之言,以至于经学传统里注经者之言的可靠性,然而他并不是通过详细的历史学考证方法具体指出哪些语言与事实不相符,因而是可疑的。因此,这种怀疑似乎还只能说是一种没有严格证据的普泛性的怀疑,缺乏足够的学术价值而只具有一般的思想启迪意义。

2. 古语失解后之妄说

崔述从语言演变而导致古书之说失真现象的分析,具有学术价值。他说:“战国、秦、汉之书非但托言多也,亦有古有是语而相沿失其解,遂妄为之说者。古者日官谓之日御,故曰‘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羲仲、和仲为帝尧臣,主出纳日,以故谓之日御。后世失其说,遂误以为御车之御,谓羲和为日御车,故《离骚》云‘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已属支离可笑。又有误以御日为浴日者,故《山海经》云‘有女子名羲和,浴日于甘渊’,则其谬益甚矣!”(114)

崔述以“羲和”之语的失解为例,进一步引申道:“然此古语犹间见于经传,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书已亡,而流传之误但沿述于诸子百家之书中者,更不知凡几矣。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然世之士以其传流日久,往往信以为实。其中岂无一二之实?然要不可信者居多。”(115)

不过,崔述上述所论也还有进一步推敲之处。从“日御”到“以御日为浴日”的演变,固然需要纠正。但古代神话中的“浴日”故事未必就是从“日御”到“御日”,再到“浴日”的语言学之误导致的。古代汉语中的词汇变化还有神话、民俗的影响,不能不加以考虑。而崔述对诸子文本中文学、神话、传说等不同类型的作品也缺乏分类意识。因此这些论断就不够精审。

3. 虚言衍成实事

此一类情况之中,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后人误把前人的寓言故事当作真实的历史事实,如“战国之时,说客辨士尤好借物以喻其意。如‘楚人有两妻’,‘豚蹄祝满家’,‘妾覆药酒’,‘东家食,西家宿’之类,不一而足。虽孟子书亦往往在之。非以为实有此事也。乃汉、晋著述者往往误以为实事而采之入书,学者不复考其所本,遂信以为真有而不悟者多矣”(116) 。二是历史中实有某事,然后人们加以虚夸,如“公父文伯之卒也,见于《国语》者,不过其母恶其以好内闻,而戒其妾无瘠容,无洵涕,无搯膺而已。《戴记》述之,而遂谓其母据床大哭,而内人皆行哭失声。楼缓又衍之,遂谓妇人自杀于房中者二八矣”(117) !三是“无其事而又有其语”,后人又衍生出一段事实的,如《春秋传》记载了子太叔的一段话:“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这本来是一假设之辞,后人将衍变一段史实,说“漆室之女不绩其麻而忧鲁国。其后又衍之,遂谓鲁监门之女婴忧卫世子之不肖,而有‘终岁不食葵,终身无兄’之言,若真有其人其事者矣”。(118)

对于上述三类情况,崔述总结道:“虽古有是语,亦未必有是事;虽古果有是事,亦未必遂如后人之所云云也。”(119) 应当说,崔述指出中国史学著作中蕴含着很多传说、虚说等不实之事、或事与人物不相称的现象,对于后人审慎地对待古史的事件提供了很好的案例。然这里仍然有文学性的运用与历史学的引用之异。崔述对此考证不够精审。

4. 儒者采谶纬之语——有意为之

崔述对于经学史中,特别是汉儒借纬书解释而故意作伪现象的揭示,有利于廓清经学史中的虚假之说。他说:“先儒相传之说,往往有出于纬书者。盖汉自成、哀以后,谶纬之学方盛,说《经》之儒多采之以注《经》。其后相沿,不复考其所本,而但以为先儒之说如是,遂靡然而从之。如龙负河图,龟具洛书,出于《春秋》纬。黄帝作《咸池》,颛顼作《五茎》,帝喾作《六英》,帝尧作《大章》,出于《乐纬》。诸如此类,盖不可以悉数。”(120)

崔述通过对汉以后诸儒引纬书情况的总结,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大抵汉儒之说,本于《七纬》者不下三之一;宋儒颇有核正,然沿其说者尚不下十之三。乃世之学者动曰汉儒如是说,宋儒如是说,后生小子何所知而妄非议之!呜呼,以汉儒之说果汉儒所自为说乎?宋儒之说果宋儒所自为说乎?盖亦未尝考而已矣!”(121) 崔述的这番议论,在乾嘉汉学如日中天之际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他对于汉学与宋学均采取了批评的态度,表现了崔述独立不苟的“求真”精神,值得赞许。

5. 杂说流行

崔述感叹明代科举考试制度,使读书人于仅读《四书》,举业之外,茫然不知的情况,指出明代社会造伪的特殊原因。他说:“一二才智之士务搜览新异,无论杂家小说,近世赝书,凡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咸居之为奇货,以傲当世不读书之人。”其结果是:世人以“六经为藜藿,而此书为熊掌雉膏然,良可慨也”(122) !这其实是从社会风俗变化的角度揭露明代社会作伪的原因,然这种类型的作伪易于识破。

6. 事实误传

崔述提出“事实误传”的成伪原因是行得通的,但他所列举的事例却并不恰当。因为文学家所言并非都是历史事实,而是以传说之言来表达一种理想。因此,他下列所论就不是十分恰当。他说:“战国之时,邪说并作,寓言实多,汉儒误信而误载之,固也。亦有前人所言本系事实,而递传递久以致误者。此于三代以上固多,而近世亦往往有之。”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本未涉及神仙之事,而唐代韩愈《桃源图诗》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刘禹锡《桃源行》诗也说:“俗人毛骨惊仙子”,又说“仙家一出寻无踪”。

崔述以此为例,进一步引申道:“古之国史既无存于世者,但据传记之文而遂以为固然,古人受诬者尚可胜道哉!故余为《考信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123) 很显然,崔述的这类辨伪文字意义不是很大。

7. 传闻异词之重出(www.xing528.com)

“传记之文,往往有因传闻异词,遂误而两载之者。”(124) 《春秋传》载鄢陵之战,“韩厥从郑伯,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卻至从郑伯,曰‘伤国君有刑’亦止”。对于这段史实,崔述认为记载一定有误。理由有两条:其一是:“此时晋四军,楚三军,晋非用三军不足以适敌楚;若郑则国小众寡,以一军敌足矣;必无止以两军当楚,复以两军当郑之理。”(125) 其二是:后文“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而襄公二十六年记载,“中行、二卻必克二穆”,所以,“卻至以新军当楚右军,而后萃于王卒,无缘得从郑伯,从郑伯者,独韩厥一军耳”(126) 。

崔述上述的辨伪求真的结论,应当说是有理有据,证明《春秋传》所载“卻至从郑伯”的史实有误。不过,他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历史材料佐证,主要是通过推理来猜测,因而只能引起人们怀疑,但很难给人以确信的历史知识。

以上七个方面,崔述主要揭示了古代语言与事实真相之间不尽相符的现象,从而在言与事的关系上揭示了成伪的复杂原因。除此之外,崔述还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角度,揭示伪书的成因。

(二) 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与对此局限性缺乏反省导致伪讹

1. 少见者多误

崔述揭示了历史上人物同名的现象,而后来的注家不知,造成了张冠李戴的现象。他举出的唐代卫退之与韩退之(愈韩)之误,颇为典型。他说:“凡人多所见则少所误,少所见则多所误。唐卫退之饵金石药而死,故白居易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而宋人杂说遂谓韩退之作《李于墓志》戒人服金石药,而自饵硫黄。无他,彼但知有韩昌黎字退之,而不知唐人之字退之者尚多也!故曰,少所见则多所误也。”(127)

2. 强不知以为知

在崔述看来,“无所不知者,非真知也;有所不知者,知之大者也”(128) 。这充分体现了崔述在知识论方面所具有的理性精神。他认为,“今之去二帝、三王远矣,言语不同,名物各异,且易竹而纸,易篆而隶,递相传写,岂能一一之不失真!……以为不知,夫亦何病”!(129)

然而,有些人强不知以为知,就会出现笑话。如苏轼集中有《过虔州》一诗,其中有诗句云:“行看凤尾诏,却下虎头城。”而注者云:“虎头,顾恺之也;恺之常州人,盖是时先生乞居常州也。”崔述认为此注大错。因为“虎头”即是“虔”。董德元言,“虔州俗谓虎头城。”原因是“虎”与“虔”二字皆从“虍”,故有“虎头城”之称。崔述以此小事为例,进而论述道:“天下之书岂能尽见,缺之未为大失也。强以意度之,而属之顾恺之,则其失何啻千里尔!彼汉人之说经,有确据者几何,亦但自以其意度之耳,然则其类此者盖亦不少矣,特古书散轶,无可证其误耳,乌在其尽可信也哉!”(130) 崔述在知识方面所持有的多闻阙疑的理性精神,与乾嘉时代“实事求是”的精神纲领是一体两面,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他从文字演变的角度考察古代典籍中的伪讹现象,与后来龚自珍所论颇有暗合之处。

3. 记忆之失真

“传记之文,有传闻异词而致误者,有记忆失真而致误者。一人之事,两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数人递传之,有失其本意者矣。是以《三传》皆传《春秋》,而其事或互异。此传闻异词之故也。古者书皆竹简,人不能尽有也,而亦难于携带,纂书之时无从寻觅而翻阅也。是以《史记》录《左传》文,往往与本文异。此记忆失其真故也。此其误本事理之常,不足怪,亦不足为其书累。顾后之人阿其所好,不肯谓之误,必曲为弥缝,使之两全,遂致大误而不可挽。”(131)

崔述对于上古史书中有误原因的分析,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具体说法中有可以商榷之处,《史记》与《左传》文本之异也并非就是失真,很有可能是《史记》考校其他史实纠正了《左传》的说法,亦未可知。当然,他批评后世的注家不认真思考这种误记的现象,而是努力弥合这种错误,是错上加错。这一批评是有道理的。崔述举出的典型的例证是:如九州之名,《禹贡》已经详细记载了,然而《周官》有幽、并而无徐、梁二州,本来是《周官》记忆之误。然而有人曲为之说道:“周人改夏九州,故名互异。”《尔雅》有幽、营而无青、梁,也是误记,然而又有人曲为之说,《尔雅》所记是“商制”。这些例证,在崔述看来,都是大误。此处的批评大体可以成立。(132)

(三) 人类各种文化心理的影响导致讹误

1. 猜忌心理——以己度人

崔述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古代典籍成伪还与人的文化心理有关。猜忌心理就是导致古书成伪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于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互相猜度。往往径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133) 对此,他举了三个古人的例子,一个关于自己为官卸任之后旁人猜测之事。“邯郸至武安六十里,山道居其大半,向不可车。有肥乡僧募修之;人布施者甚少,乃倾己囊以成之。议者咸曰:‘僧之心本欲多募以自肥;以施者之少也,故不得已而倾其囊。’夫僧之心吾诚不知其何好听,然其事则损己以利人也,损己利人而犹谓其欲损人以利己,其毋乃以己度人矣乎!”(134)

崔述自己在闽做官,“无名之征悉蠲之民,有余之税悉解之上;淡泊清贫之况,非惟百姓知之,即上官亦深信之。然而故乡之人隔数千余里终不知也,归里之后,人咸以为携有重赀。既而僦居隘巷,移家山村,见其饭一盂,蔬一盘,犹曰:‘是且深藏,不肯炫耀也。’故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岂有当乎”(135) !

崔述对人情的猜忌心理的分析,可谓是有切身体会。因而对古代典籍中出现的冤枉好人的文字,深为感叹。不过,此种猜忌心理与古代典籍中的讹伪形成,关系不是很大。

2. 盲从古人心理——曲全与误会

崔述揭示这一类成伪的原因,用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即是追求完型的心理在作怪,进而对古代典籍中的故事加以附会,以至于造成记载与叙述的失真。他说:“后人之书,往往有因前人小失而曲全之,或附会之,遂致大谬于事理。”如《大戴记》上说:“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五。”《小戴记》上说:“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如果《小戴记》所载真实,则武王元年,他已经84岁了,在位仅十年。然而“《序》称十有一年伐殷,《书》称十有三祀访《范》,其年不符。说者不得已,乃为说以曲全之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冒文王之年,故称元年为十年’”。(136) 对于以往学人这种盲目相信前人记载,不求所以然的态度,崔述感叹道:“乃学者但见其说如是,不知其所由误,遂谓其事固然而不敢少异,良可叹也!故今为《考信录》,悉本经文以证其失,并为抉其误之所由,庶学者可以考而知之,而经传之文不至于终晦也。”(137) 不过,崔述对此事的考证也不是令人十分信服,因为他没有拿出直接的证据来解决上述历史记载中文王与武王年龄不相符的事情,而仅从三个方面间接地证明《大戴记》与《小戴记》两书所载的矛盾,必有一错。首先,他以历史上帝王即位“改元”为头等大事作为理由,推论武王登基不可能不改元,而以文王的年号作为自己登基的年号。其次,他推论文王不可能于12岁成婚。因为,这样一来文王的妻子太姒年龄可能更小,不可能生武王。最后,他又对《孟子·公孙丑》篇“文王百年而崩”一句话说作解释,以之证明文王97岁是可能的。(138) 这些推论均合情理,但毕竟未能拿出直接证据来解决上述他自己发现的问题。这大约也是崔述的考信录未能获得当世学术界承认的一个重要原因。

3. “买菜求益”心理

此点非常有意思。揭示了后人在文献上不加考订,而总想胜过前人的心理。对此,崔述也给予了批评。以“买菜求益”而命名之,形象生动。他以《论语》为例,说道,“《论语》所记孔子言行不为少矣,昔人有半部治天下者,况于其全!学者果欲躬行以期至于圣人,诵此亦已足矣。乃学者犹以为未足,而参以晋人伪撰之《家语》。尚恨《家语》所采之不广也,复别采异端小说之言为《孔子集语》及《论语外篇》以益之,不问其真与赝,而但以多为贵。嗟乎,是岂非买菜而求益者哉”(139) !在此条中,崔述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待古人的正确态度:“吾辈生古人之后,但因古人之旧,无负于古人可矣,不必求胜于古人也。”(140) 不过,崔述的这种分析亦有不尽然之处。后人在文献搜罗方面有胜于前人的机会。现、当代考古学的发展更证明了此点。而崔述从尊经立场出发,认为现有《论语》已经足以供人使用,不需要再增加新的材料,这一观点过于狭隘。

4. 有意作伪——伪书诬古人

对于历史上有意作伪书以欺世盗名者,崔述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自汉以后诸儒,“功之大者,朱子之外,无过赵岐;过之大者,无过汉张禹、隋二刘(焯、炫,引者注)、唐孔颖达、宋王安石等”(141) 。其理由是:“歧删《孟子》之外四篇,使《孟子》一书精一纯粹,不为邪说所乱,实大有功于圣人之经。禹采《齐论》章句杂入于《鲁论》中,学者争诵张文,遂弃汉初所传旧本。焯、炫等得江左之《伪尚书》,喜其新奇,骤为崇奉。颖达复从而表章之,著之功令,用以取士。遂致帝王圣贤之行事为异说所淆诬而不能白者千数百年,虽有聪明俊伟之士,皆俯首帖耳莫敢异词者,皆此数人之惑之也。王安石揣摩神宗之意,以行聚敛之法,恐人之议己也,乃尊《周官》为周公所作以附会之,卒致蔡京绍述(京亦以《周官》附会徽宗之无道者),靖康亡国之祸,而周公亦受诬于百世。象山、阳明之害未至于如是之甚也。孰轻孰重,必有能辨之者。”(142)

崔述在此条所论,当然还有可以商榷之处,如对王安石尊《周官》行为的批评。但他的思想出发点是可取的,即对于古代典籍如果我们没有充分的事实证据,是不能轻易加以肯定、甚至加以补充的。

上述所列崔述有关伪书、伪史成因的分析与论述,并非是崔述所论的全部。然就《考信录提要》而言,崔述对伪书成因的归纳还不是很系统,而且也没有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很多条目还只是一种现象的例举,很多条目之间也缺乏应有的逻辑联系。后来顾颉刚总结古代典籍成伪的原因时,提出了“无意的作伪”与“无意的成伪”两种原因(143) 。而崔氏还没有达到这一思想高度,仅停留于现象的罗列,甚至连基本的分类工作也还没有来得及去做。我们在此处从言与事,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人类心理等三方面对崔述的辨伪工作做初步的归纳、整理,并没有能完全囊括崔述对古代伪书的成因的分析,但为今后进一步地总结伪书成因提供了认识的基础,从而有助人们将辨伪工作上升到更加系统的理论高度。这既是对崔氏辨伪工作的学术意义与历史意义的肯定,也是为日后研究崔述的辨伪学思想提供一个初步的认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