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史学与乾嘉学术精神之内在关系

崔述30岁时有志于考据学,正为乾嘉考据兴盛的时期。自1770年到1782年,崔述花了十三年时间为著《考信录》一书作准备;至1791年《洙泗考信录》《补上古考信录》先后脱稿,又近十年时间。因为家贫不能自立,1792年进京选官,与参加会试的陈履和邂逅相识。陈在见面之前就仰慕崔述的学问,见面时又拜读了崔述随身携带的手稿《洙泗考信录》《补上古考信录》,遂执意拜崔述为师。崔述先是不肯,后应承。陈履和是崔述一生收的唯一一个学生。由顾颉刚先生整理的《崔东壁遗书》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崔述的最全著作材料。

依崔述自叙及陈履和《行略》所记,崔述的尊经疑古思想得自于幼时其父所教的读书法。《家学渊源》一文说道:“先君教述,自解语后,即教以日数官名之属,授书后即教以历代传国之次,郡县山川之名,凡事之有益于学问者无不耳提而面命之。开讲后,则教以儒、禅之所以分,朱陆之所以异,凡诸卫道之书必详为之讲说,神异巫觋不经之事皆为指析其谬。以故述自成童以来,阅诸经史百家之书不至‘河汉而无极’者,先有以导其源故也。”(80)

应当说,家学渊源对于崔述从事考据学研究的影响是不容怀疑的。但崔述日后用四十余年的时间从事考据之学,在尊经的前提下从事历史还原的考信工作,与乾嘉时代“实事求是”的考据学大风气是密切相关的。“实事求是”是乾嘉学术的精神纲领,这一精神纲领用现代的哲学观念来理解可以称之为“求真”的精神。这一“求真”精神在经学与史学两大研究领域里分别表现为“经文原义之还原”与“历史事实真相之求证”。在经学研究领域里,主要通过语言、文字,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以达到还原经文原义的经学理论目标。而在史学领域里,则主要通过对历史事实真相之发掘,来揭露古代官修史学中之讹谬,从而达到对历史事件真相之揭露与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崔述所从事的考据工作内容及其方法、路径,与乾嘉时代的汉学家、经学家都相当的不同。但其学术所体现出的“求真”精神则与该时代的主流学术研究倾向是一致的。

就乾嘉考据学中的“史学考据”而言,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可以说有大致相同的学术目标,他们三人可以看作是一个不期然而然的史学考据学的学术共同体,是乾嘉史学的主流。而崔述则属于乾嘉史学考据学的异类。崔述与章学诚两人的学术类型,都可以视之为乾嘉学术的异数,但他们的学术思想对20世纪中国学术,特别是历史学研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章学诚一样,崔述虽然生活于乾嘉之世,然而与这一时代主流的考据学似乎不甚相关。与章学诚不同,章学诚试图以史学取代经学,在新道论思想的前提下重新阐述了“六经皆史”的旧史学命题。崔述则笃信经学权威,并极力维护经学权威而力辨上古子书中的种种造伪现象,并努力揭示出这种造伪的规律,试图还原经学以外古代诸子思想的真实面貌。因而,就其学术所具有的“求真”精神而言,崔述的“尊经疑古”,辨伪求真的学术活动,与乾嘉时代的学术与思想精神还是声气相通的。对此,刘师培有一段非常恰当的评论,他说:

论曰,近世考证学超越前代,其所以成立学派者,则以标例及征实二端。标例则取舍极严而语无庞杂;征实则实事求是而力矫虚诬。大抵汉代以后,为学之弊有二:一曰逞博,二曰笃信。逞博则不遁规律;笃信则不求真知。此学术所由不进也。……惟江、戴、程、凌起于徽歙,所著之书均具条理界说,博征其材,而所标之义,所析之词,必融会贯通以求其审;缜密严栗,略与皙种之科学相同。近儒考证之精,恃有此耳。述生乾嘉间,未与江、戴、程、凌相接,而著书义例则殊途同归。彼以百家之言古者多有可疑,因疑而力求其是。浅识者流仅知其有功于考史;不知《考信录》一书自标界说,条理秩然,复援引证佐以为符验,于一言一事必钩稽参正,剖析疑似,以求其真,使即其例以扩充之,则凡古今载籍均可折衷至当,以去伪而存诚。则述书之功在于范围谨严,而不在于逞奇炫博。(81) (www.xing528.com)

我们认为,刘师培对于崔述学术精神与乾嘉学术求真、求是精神一致性的分析是中肯的。崔述虽然不能简单地归为乾嘉汉学或宋学,也不能简单归为吴派或皖派,从这两个角度说,他是乾嘉学术流派中的“异数”。但崔述的“尊经疑古”,考信求真的精神,与乾嘉学术的“实事求是”精神是一致的。至于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理想性的目标,那又是另一回事。

经过胡适与顾颉刚为代表的近代疑古学派的宣传,崔述的学术形象就是乾嘉时代的一个疑古学派的先驱者。不过,20世纪也有少数历史学家对崔述“疑古”形象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如吕思勉。吕氏曾经这样说过:“读书最忌买椟还珠。读崔氏之书,徒知激赏其疑古之处,而于其论政论俗处,瞠目无所见,则不翅买椟还珠矣。静夜偶意及之,辄举斯义,以为青年告。”(82) 当代著名学者路新生也不同意将崔述简单地界定为一个疑古学家,而是将他看作一个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经学家。他说:“崔述提倡回归原典,他的目的恰恰在于借助对经典的注释和考据来建立他的以‘民本’为核心的经学思想体系。崔述所论古帝王因为‘民’的选择和拥戴而确立其帝位;‘五常’为汉儒所杜撰;贪人不可用;帝王应当广开言路,主动纳谏等,这些经说都饶有新意地围绕着他的民本思想而展开。”(83)

应当说,吕氏与路氏所言,为我们重新理解崔述的思想及其整体风貌,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不同论述,可以有助于人们改变对胡适、顾颉刚等人所塑造的崔述学术形象的认识。不过,就崔述区别于乾嘉时代其他一流学者的学术形象而言,“尊经疑古”思想仍然是他学术的主要特征。将崔述视作乾嘉时代“尊经疑古”者,这一判断基本上还是符合崔述的学术性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