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揭示章学诚历史文化哲学的实证品格

与章学诚的“道器论”相关,章学诚在晚年论述“浙东学派”的学术精神时,提出了“言性命必究于史”的著名命题,在学术理想方面,提出了“道公而学私”的命题,反对学术研究过程中的门户之见,要求学者以追求千古不易之道(类似今日所说的“真理”)为己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的历史趋向。

学术界有关“浙东学派”的讨论已经有很多文章了(75) ,本文不再对此进行论述。在我们看来,章氏的“言性命必究于史”的命题,其实是“道不离器”论的哲学思想在学术史领域的具体化表现而已,其所体现的思想倾向仍然是“即事以穷理”的经验论。章氏认为:

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见讥于大雅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76)

在章氏看来,他理想中的“浙东学派”之所以在各学派中卓然而立,就在于能够从具体的历史经验中探索“天人性命”的抽象义理,既避免了徒知文献与考据的弊病,也避免了空谈性理的弊病,最能代表学问中的“中道”一派。在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代”,章学诚特别重视抽象的“性命之学”,这是他的“别识心裁”,值得称道。然而,他也不可能摆脱时代风气的影响,在谈“性命”的抽象问题时必征于实际经验,故他在《书孙渊如观察<原性>篇后》中说道:“昔夫子罕言命,子贡以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夫子自谓无行不与,又谓时行物生,天何言哉,乃知性命非可空言,当征于实用也。”(77) 所谓“征于实用”,即是“即事言理”,与“言性命必究于史”的说法在精神上是一致的。(www.xing528.com)

章学诚很少讨论宋明理学的“理”字及其丰富的哲学内涵,然在《朱陆》篇还是谈到了理与事、理与器的关系,以“理水事器”的譬喻说明理抽象哲理与不离具体经验的道理。如他说:

天人性命之理,经传备矣。经传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尝不一者,其理著于事物而不托于空言也。师儒释理以示后学,惟著之于事物,则无门户之争矣。理,譬则水也;事物,譬则器也。器有大小浅深,水如量以注之,无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如置其器而论水之挹注盈虚,与夫量空测实之理,争辨穷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无用矣。(78)

在我们看来,章氏这一“理水事器”的譬喻非常蹩脚,不能非常周延地说明理事之间的复杂关系,但从这一譬喻中可以看出章学诚的哲学重视实证的思想品格。从一点看,章学诚其实是戴震的同路人,只是他们用来实证自己哲学思想的工具不同,戴震运用的是广义的语言学工具,而章学诚运用的是广义的文献学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