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历史文化哲学：内在结构与终极追求

山口久和在论章学诚与桐城文派思想的异同问题时,比较精辟地概括了章氏思想的几个面向。他认为章氏表达的“独断”之学是“通过文献媒介来主张自己的独断”的,因而与桐城派“不以经书理解为媒介,将自己的哲学(义理)用赤裸裸的语言来表达”的方式与态度是“无缘的”。章氏的思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以《周礼》的官师合一为基础来纠弹知识的变质,遵循《尚书》的‘因事命篇’来称扬超越既存知识框架的主观知性;重视司马迁《史记》、郑樵《通志》的‘通(通史)’,主张历史记述不应该停留在过去史实的记述之上,而应该是以现在未来为志向的‘知来’之学;模仿刘向、刘歆的《七略》制定透视知识整体的俯瞰图(以未完成而告终的《史籍考》的巨大尝试相当于这个)。”以上三个面向的知识体系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共通的精神气质,即“带有浓厚的在道问学中恢复尊德性契机特性”。这与“通过‘文以载道’的古文创作以阐明义理的桐城派宋学家之间显然有着大相径庭的差别”(56) 。山口氏出于对目前日本汉学界仍然重视乾嘉考据学的客观求知方法的不满,主张学术研究应当表达研究者个人独立思想、见解,在基本认同余英时的观点的基础上,着重发掘章学诚学术思想中的“独断”“专家”之学的性格,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而且也的确彰显了章氏学术的某一方面性格。

当然,章学诚学术、思想的特征是否就完全如山口氏所说的那样呢?笔者认为未必全是。按照现代学术的分类方法来看,作为思想家的章学诚,其思想内容大体上可以从三个大的方面去理解,一是其道论思想,二是其史学理论或曰历史哲学,三是学术思想史观。从现代学科分类的角度看,道论是其哲学的形上学部分,历史哲学是其哲学的形下部分,其中包含了其有关文化史的哲学思考,而学术史观则是其思想的最基础部分——历史学部分。这种分类有着现代学术的简明性,但其缺点是将章学诚的思想品格过分地现代化了。如果以经史子集的四库分类法来理解章学诚的思想特征,则章氏的思想特征可以这样来描述:即透过“文史”作品的表象寻求其中的“通义”,而所谓的“通义”其实就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哲学和文化哲学思想。章学诚所说的“文史”即是历史上的经史子集作品的总称,颇类似今日学术所讲的广义“文献”,因而都是其思想的材料,而要在这些材料中找到一种共通的精神——即章学诚所说的“通义”才是章学诚学问的目的。这样的学术目标决定了章学诚的思想家品格而非史学家的品格。这有如戴震要在音韵、训诂、制度的考据学之中寻求“道”的理论目标决定了戴震是哲学家而不是考据学家一样。然而,在章学诚的时代,考据学成为该时代的学术主潮,而且该时代的一流大家都不喜欢广义的“宋学”,包括他的老师朱筠在内。像章学诚这样一个不喜欢也不擅长考据学的人文学者,如何面对时代的压力而能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之言呢?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困惑和挑战!也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也正是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他引思想家的戴震为同调,而将作为考据学专家的戴震视为敌手。更有一层,作为思想家的章学诚,他并不愿意批评精神权威朱子的学术思想及其所阐发的伦理原则,即使他本人内心里更喜欢陆王心学的“学贵自得”的学术主张。他与戴震一样都批评朱学与陆王学之末流,但是他不惟不认可戴震等人激烈的反宋学立场,反而努力地去弥合、调停朱子学与陆、王学之间的冲突。在后面这一点上,他与戴震截然不同。晚年的戴震公开地宣称自己的学问与思想是“空无所依傍”,而章学诚到晚年则依照自己的思想原则构造出一个“浙东学术”的学术流派,将自己放入这个学派的学术谱系之中,从而为自己的学术寻找到思想史的支持。章学诚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种可能是这样的,即他在世时的学术地位不及戴震在世时的地位高,必须借助学术史的背景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与价值,在一个巨大的学术谱系中为自己的学术定位。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来看,《文史通义》内外篇的主要文字都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写成的,该年章学诚52岁,其系统的道论思想与“六经皆史说”都形成于此时,而对“浙东学术”的看法的形成则更晚,大约在60岁以后。(www.xing528.com)

从其思想构成的逻辑结构来看,道论是章学诚所追求的“通义”的核心内容及基本形态,“六经皆史”说则是其思想的方法论原则,表明他是从历史的路径来通达大道的,从而形成与当时考据学以经学为对象的不同学说路数。这样一个独特的学术路数有没有学术史的支持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构造了一个“浙东学术”的学术史流派,为自己的方法寻求学术史的支持,以对抗当时流行的考据学风气的压力。如果这一理解大致不错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好的理解,他一方面要极力表彰作为思想家的戴震,一方面又要批评作为考据学大家——在他看来具有霸气的经学专家的戴震。因为,作为思想家的戴震在乾嘉考据学盛行而普遍轻视思想价值的时代里,可以引为同调,相互支持;而作为经学专家的戴震,因为在考据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傲然于世,领袖群伦,让章学诚无法超越。章学诚拿什么样的工具来与戴震进行抗衡呢?他最终找到“文史”这样的思想史、文化史工具。经学家的戴震擅长于音韵、训诂、制度考订等语文学工具,但他们并不擅长文献、文章与历史学,而这是一个领域更为广阔的学术天地,又是极符合章氏本人“性情”的另一个学术世界。在文史领域里,章学诚从三个方面做了排拒工作,一是要将历史上擅长于文史而弱于思想的博学家的学术地位加以降低,从而突出自己所从事的“文史通义”工作的独创性,二是要以“文史”为工具来抗拒擅长于考据的当世学者给他施加的精神压力;同时(也是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又要将自己的思想风格与当世所一致批评的宋学的空疏学风区别开来。这种精神动机既可以从其晚年的《浙东学术》一文中将自己归于思想家类而不归于文献学家类的学术流派史中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其严厉批评戴震以考据学“概人”,特别是对戴震的方志学的学术批评和对宋学中“离事言理”“离器言道”的思想方法的批评中可以看出来。章学诚要在三个维度的排拒中确立自己的学术风格,思想压力之大可想而知。(57) 也正因为他是在三个维度的排拒中来确立自己的学术风格,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自己的学术风格,给后人理解他的学术与思想风格制造了很多的障碍。

历史学家往往将《浙东学术》一文看作是一篇勾勒学术流派史的文章,并因此而仔细分辨章学诚所说的“浙东学术”究竟能否成立的真实性问题。(58) 如果从思想家的角度看,《浙东学术》一文其实是晚年的章学诚为自己的学术寻找精神归宿的“言志”之作,正如王阳明在晚年作《朱子晚年定论》一样,是要将自己的思想纳入一个强大的学术谱系里,从而彰显出自己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如果说,自孟子到宋代理学,部分知识分子通过构造“道统”来确立儒家学者在政治生活中的崇高地位,从而对抗现实的王权;那么,章学诚的《浙东学术》则是在构造“学统”,从而为自己的学术风格寻找历史的支持。在该文中,章学诚为“浙东学术”提炼出了一个非常哲学化的命题:“言性命必究于史”。这一学术与思想的命题其实包涵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浙东学术是以探讨抽象的“性命”问题为自己学术宗旨的;第二,其探讨“性命”问题的方法是史学而非时流的考据学;第三,这一“性命之学”与“离事言理”“离器言道”的空疏宋学的“性命之学”不同。然而大家非常明白,朱熹不擅长史学,陆王也不擅长史学,惟有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擅长史学。因此,将“浙东学术”的性格归纳为“言性命必究于史”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夫子自道而已。他以学术史的方式向世人表明:我章学诚所讲的一套“天人性命之学”,是通过文史研究的实学途径来完成的,既不同于戴震的“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的考据学与语言学路径,也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空言性命”的宋学,更与斤斤计较于细枝末节、有博无约的传统文献学——如王应麟之类的学术,以及时下流行的考据之学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浙东学术》一文是在多维度的“辨似”过程中确立章学诚自己学术面貌的一篇文章,而非是一篇真正梳理浙东学术发展史的历史学文章。然而,这并不是说这篇文章没有学术的客观性。在我看来,章学诚的这一说法恰恰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揭示了他自己学术风格与乾嘉学术的内在一致性,即通过人文主义的实证方法来表达抽象的哲学思想。只是其所使用的不是由音韵、训诂等构成的语文学这一实证工具,而是广义的文献学而已。因而在思维方式上,章学诚所走的仍然是“即事以穷理”的经验论的思想道路,而与宋学的“立理以限事”的先验论道路截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