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道论与学术理想–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

在《原道》(中)一文里,章学诚还反对以一家一派之“道”来囊括人类至公之道。如章学诚说:“孔子立人道之极,岂有意于立儒道之极耶?”“人道所当为者,广矣、大矣!”儒、墨、道、农、九流,各自有道,而皆非人类整全至公的大道。从这一角度说,章氏的确继承了“浙东学派”黄宗羲的多元学术史观,认为“道”存在于诸家之中,求道的方式也可以多样的,而不只是考据学一种。上文章学诚说“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必须是三者兼取而用之,才可以求得道。他还认为,“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非于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自树一家之学也”(40)  。

上述章学诚道论思想中蕴涵的学术宽容的思想倾向,值得肯定。而且,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对于佛教的态度,不仅比戴震更为宽容,也比“浙东学派”的中坚人物黄宗羲更为宽容。这也是章学诚从历史文化哲学的角度论“道”时所具有的思想视角的优势。我们虽然不同意他所说的佛教“本原出于《易》教”的观点,但他试图打通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会通儒释的思想方向在我们看来则是有意义的。他说:“(佛教)所谓心性理道,名目虽殊,推其义指,初不异于圣人之言;其异于圣人者,惟舍事物而别见有所谓道尔。”(41) 而且,他还认为,即使是佛教中的“种种诡幻”,亦与“易教”中的“象教”有相通之处。如果能够将佛教改造成“切于人伦日用”的宗教,佛教也就是“圣人之道”。“以象为教,非无本也。” (42) 这种融佛入儒、以儒化佛的思想比起一味地斥责佛教为异端的思想观点来说,更有可取之处。

晚年,章学诚在给陈鉴亭的论学书信中,比较系统地解释了自己的道论思想。他说:“道无不该,治方术者各以所见为至。古人著《原道》者三家,淮南托于空濛,刘勰专言文指,韩昌黎氏特为佛老塞源,皆足以发明立言之本。”他认为,当时人所从事的考订、义理、言辞之事,仅仅是道之中一种具体的“事”而已,不能表征“道”之“体”。只有“知道器合一”之理,“方可言学”。而“道器合一之故,必求端于周、孔之分,此实古今学术之要旨,而前人于此,言议或有未尽也”(43) 。

章学诚从“道公而学私”的学术理想出发,认为只要是自己的学术能够揭示出公共之“道”,就不必在意所言之道的“言”,即著作的冠名权问题。他以惯用的托古言志方式说道:“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44)

他感叹后世各家之言在明“道”方面的缺陷,从而陷入了无谓的门户之争,说道:

呜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争于文,则言可得而私矣;实不充而争于名,则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则争心起而道术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后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于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后人之言,欲以炫己。(45)

针对前人与时人的门户之争现象,他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即立言求道,而不在乎是否要求立言的冠名权。他说:

若夫道之所在,学以趋之;学之所在,类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传之其人,能得我说而变通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穷毕生之学问思辨于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为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为之辅,其立言也不易然哉!(46) (www.xing528.com)

又说:

立言之士,将有志于道而从其公而易者欤?抑徒竞于文而从其私而难者欤?公私难易之间,必有辨矣。呜呼!安得知言之士而与之勉进于道哉!(47)

在上述三则文献里,章学诚反复讨论如何按照“道”的要求来立言,第一则文献批评邀名而言的自私行为,认为这种求名的自私行为致使道术分裂。第二则文献主要讲立言者如果从大道、公心出发,则不用担心我所立之言与古人、后人相同的问题,只要与大道相通即可。故立言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第三则文献主要是端正立言者的动机,以“立言进于道”的崇高理想来鼓励士人。章学诚这种以求道为宗旨的立言理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学术理想,其实与戴震的学术理想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中,戴震批评当时很多人满足于前辈的学术成果,缺乏求道之心,结果导致学术上的皮相之见:“故诵法康成、程、朱不必无人,而皆失康成、程、朱于诵法中,则不志乎闻道之过也。诚有能志乎闻道,必去其两失,殚力于其两得。” (48) 而所谓“两失”,即是戴震在该文中批评的不明学术渊源和不能亲自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理清学术发展过程的歧变这两种过失;所谓 “两得”,即是所择取之义高远和资借之理闳阔两种好处。

作为考据学大家的戴震,同样严厉地批评了同时代人中丧失求道精神,而玩弄“考据学”的猥琐态度。他说:“今之博雅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如南北朝人所讥,‘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亦未志乎闻道者也,私智穿凿者,或非尽掊击以自表襮,积非成是而无从知……故学难言也。”(49) 这些批评性的言论与章学诚若出一辙!只是戴震没有采用“立言为公”的传统表达方式而已。戴震要求人们以一种不计功利的态度来求道,其实也即是章学诚提倡的“见道之言不必冠以己名”的另一种表达。在《答邓丈用牧书》一文中,戴震自述自己的“求道”态度道:“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这种纯粹的“求道”精神,虽不以“公”命名,其实表达的正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学术理想,与章学诚的崇公学术理想在精神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戴震还进一步阐明了学术研究为什么不能求名的道理。在该文中,他继续说道:“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这与章学诚批评立言者为自表其学,坚持门户之见而不以得道为旨归的思想高度一致。戴震曾向世人敞开了他本人追求真知的纯粹学术态度:“不入四者之弊(即上文所说的‘不以人蔽己’等四种弊端),修辞立诚以俟后学。其或听或否,或传或坠,或尊信或非议,述古贤圣之道者所不计也。”(50) 这种不计利害得失的“求道”精神与章学诚所提倡的“道公而学私”的学术理想,以不同的言语方式展示了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纯知识论方向转向的新趋势。

要而言之,章氏道论的旨趣在于:通过史学来阐明“道”与时变化的特征与学术多元化的特点,在求道的方法论层面,主张道不离器,即器求道、明道的经验论思维方式。而且,他要求人们重视对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让学术服务于现实政治(不一定是当时的王朝政府)。他否认“道”为儒家一家所专有,承认诸子各家均能得道之一偏,体现了比较开放的学术史观。这些思想在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的确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