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道论的基本内容-《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成果

简明地说,章学诚道论思想的轮廓大致可以作如下的表述:阐明道源、推定道体、辩明道器关系,试图为当时的文史研究工作指明根本的方向,并为文史领域的不同部门研究工作的价值提供哲学上的根据与论证。从后人的角度看,其“道器”关系论与王夫之多有暗合,然而在章学诚时代,他本人及其他学者似乎还无法看到王夫之的相关论述,因而其“道器”关系论可以视为他的独创。

(一) 天与天道

要准确地把握章学诚的道论思想,首先必须了解他思想中 “天”字的含义。在章学诚的思想体系中,他所讲的“天”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客观的自然之天,即类似于今日的宇宙。在《天喻》篇,他说:“夫天浑然而无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黄道、赤道,历象家强名之以纪数尔。”(19)  在《匡谬》篇,他说“盈天地间惟万物”。(20) 二是代指自然而然的状况,不是人力所为的过程与结果。章学诚主要通过“天”的概念来说明道的客观性,非人为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因此,当他从生成论的角度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这两句话时,就是在阐述“天道”问题。而文中的“天”字就是自然之天。当他说这一段话时:“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21) 其实是在阐述“道”的客观性,其中的“天”字代指自然而然的状况,不是人力所为的过程与结果。

通观章学诚的道论思想,他对“天道”的论述非常简略,这既可能与他对“天道”的态度有关,也可能与他个人的知识背景有关。他反复阐述这样一个道理:“言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并将自己所归属的“浙东学派”的特征规定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他批评后人著述“舍人事而言性天”,认为这样做是无法把握史学精义的。正是在这样的天人性命之学的观念下,他还说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上古详天道,中古以下详人事之大端也。”这句话显然不是对科技发展进步过程的描述,因为在其他地方,他多次说过,天文历算之学,后出转精之类的话;而应当理解为中古以后的学者多从“人事的大端”来阐发天人性命之学的。从另一方面看,由于他不太熟悉天文历算之学。这一知识结构的局限性也可能是他略于论天道的原因,而这一点也正是他与戴震道论思想形成区别的关键之一。

关于天道与人道的关系,章学诚没有明确的论述,只是在论述儒家经典时涉及这一关系。他说:“《易》以天道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22) 在我们看来,章学诚的道论思想,其主体部分是阐述人道的内涵、变动不居的开放过程及其存在的方式。 

(二) “三人居室而成道”——章学诚的人道论

在章学诚看来,作为人类社会规则始端的“人道”,“乃始于三人居室”,只是在此阶段的“人道”特征还不是很显明。等到“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之时,“人道”才开始彰显出来。因此,“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 

章学诚为何将“人道”的开端规定为三人居室,而不是二人居室?《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将夫妇看作是人伦之始,而章氏却说:“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这一说法有什么样的深意呢?按照章氏的论述,三人居室而人道开始形成,主要原因是起于分工,因分工而产生“均平秩序之义”,为了维持均平、秩序之义而推举年长者维持均平,因而又形成长幼尊卑的等级。他是这样说的:

人之生也,自有其道,人不自知,故未有形。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23)

由上所引的材料可知,章学诚不再是简单地以天道来规定人道,而是从人道自身的内在需求——社会分工与社会秩序的角度揭示“人道”产生的内在逻辑,这一点上,他有比戴震道论思想高明的地方。

从本体论的角度看,章学诚所说的“道”与朱子所说的“天理”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朱子哲学中作为万事万物根据的“天理”,就具有“所当然”与“所以然”的意思。章学诚认为道是万物之所以然,而不是某种实体性的东西,就此点而言,他的道论思想与朱子的“天理”思想有某种相似性。他说:“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所当然也。”因此,人们能看见的只是“当然”,而无法看到“所以然”。这种“当然”,只是“道”变动的陈迹,不是“道”本身。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们不可能看见道体本身,只能看见具体的物象与事象。如他说:“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者,皆其象也。”(24) 这与章学诚早年所说的“道无定体”(25) 的观点在思维方式上基本一致。

由上所引文献可知,章学诚所说的“道“与戴震讲的指称“实体实事”之道,以及“合物与则之道”,是相当不同的,而与朱子所讲的“天理”在具体内涵上也不尽相同,只是就“道”的非实体性特征而言,与朱子的“天理”有相似之处。(26) (www.xing528.com)

既然“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陈迹)”,那么圣人是如何把握这种变动不居的“道”的呢?在章学诚看来,大圣人是从众人的“不知其然而然”的人伦日用之中,体悟到道之形迹,从而“经伦制作”,“创制显庸”。相对于客观、自然之道(即真理)而言,圣人只是把握并顺应了道,而不是根据个人的主观才智来制定社会制度的。反过来说,由周公创立孔子继承的一套制度,乃是一种客观的人道法则的体现,而不是人道法则本身。所以,后人要知道人道的法则,首先必须知道“周、孔之所以为周、孔”的深层道理,而不是简单地把他们当作圣人来盲目的崇拜。因此,章学诚哲学思想中的“道体”其实是隐而不见的,人们所能看见的只是“道体”运动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陈迹。这一道论思想隐含着一些革命性的见解,即所有现存的人伦法则都可以根据具体的历史情境而加以修改的,因为这些人伦法则都只是道运动过程中的陈迹,都是具体的器物,而不是道本身。“道”本身只是所有事物、现象背后之所以是这样的理由、根据。因此,章学诚的人道论思想虽然包含着对历史上儒家所创立的制度予以客观化的肯定的倾向,即与“名教即自然”这一维护名教的思想命题有一致之处,但他的道论又包含着“因时而革”的合理思想内核。由此可以看到,章学诚的道论思想中保守性与革命性非常奇特的融为一体。

(三) “道不离器”与即事言理

在《原道中》一文里,章学诚着重阐述了“道器”关系,提出了“道不离器”,“六经皆器”,“即器存道”,“道因器而显”等光辉思想。章氏反对“屏弃事功”而空言论道的思维方式,如他说:“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道矣。”很显然,章学诚反对仅从六经中求道的经学思维方式。究其实,就是反对以戴震为代表的乾隆时代的考据学者在六经中求道的思想。因为戴震在多处、且反复地阐述过“经之至者,道也”这一经道合一的观点,而在章学诚看来,“六经皆史”,故六经也是器。在《原道》(下)篇,章学诚进一步揭示了“道”既在六经之中,又在六经之外的道理。他说:“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 章学诚从变化、发展的角度论“道”的思想视角,比戴震仅限于六经中求道的思维方式有更合理的地方,甚至比戴震笼统地说:“人道,人伦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也更明确地揭示了“道”应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涵义。这是章学诚的“道论”要比戴震“道论”高明的地方。

处在乾嘉重视实证的时代风气之下,章学诚也反对宋明理学中空谈性命的思想,他说:“学夫子者,岂曰屏弃事功,预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他也批评宋儒“离器而言道”的思想。宋儒将工于训诂、文章之学看作是“溺于器而不知道”。章学诚则认为:

夫溺于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学于文,而宋儒则曰:“玩物而丧志。”曾子教人辞远鄙倍,而宋儒则曰:“工文则害道。”夫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药石哉?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而去之。将求性天,乃薄记诵而厌辞章,何以异乎?(27)

很显然,章氏的道不离器、即器言道的思想,在思维方式上与王夫之“即事以穷理”的思维方式颇为相似。不过其中也有细微的区别。章氏思想中的道器关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关系,此点颇有朱子哲学“理事”关系的思想痕迹,而王夫之的理事关系、道器关系是内在的关系,理在事中,道在器中,而且道是器之道,理是事之理。下面章氏论理事关系的观点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细微区别。

关于“理事”关系,章学诚这样说道:

天人性命之理,经传备矣。经传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尝不一者,其理著于事物,而不托于空言也。师儒释理以示后学,惟著之于事物,则无门户之争矣。理,譬则水也。事物,譬则器也。器有大小浅深,水如量以注之,无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论水之挹注盈虚,与夫量空测实之理,争辨穷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无用矣。(28)

章氏这一譬喻,意在阐明要“即事以穷理”,而不能离事以论理的道理。抽象地讨论理,永远没有结果。在其晚年所写的《浙东学术》一文里,章氏进一步以历史为例,来揭示事与理的关系,如他说道:

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29)

对比来看,章氏的这一“理事”关系论,与戴震的“理事”关系论是相当不同的。章氏所讲的“理事”关系,其实是说天人性命的抽象哲理必须透过人类的具体历史事件显现出来,而戴震在讨论理事、理物的关系时,“理”主要是指事与物的内在秩序与条理,而不是抽象的天人性命的道理。理与事、与物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的内在关系,而章学诚的思想中,事似乎仅成为理的一种外在说明性关系,天人性命之理仅仅是要透过具体的事件加以解释,而不是从具体的事件中抽象出来的。综合看来,章氏所阐发的道器关系,也是一种类似于理事关系的外在关系。因此,其道器关系论、理事关系论还保留着相当浓厚的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的思想痕迹,而与王夫之的道器论、理事论貌合而神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