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的社会哲学思想简介

傅山对汉唐以后的儒家不以为然,说道:“汉唐以后,仙、佛代不乏人,儒者绝无圣人。此何以故?不可不究其源。”(85) 又说,“宋人议论多而成功少,必有病根,学者不得容易抹过”(86) 。对于性理之儒家,傅山亦不以为然,通过引用他人之言表达自己的意思道:“李念斋有言:‘东林好以理胜人。’性理中宋儒诸议论,无非此病。”(87)

他对王阳明极为赞扬,而对道学家颇不以为然,说道:“明王道,辟异端,是道学家门面,却自己只作得义袭工夫。非阳明先生直指本源,千古殊无觉察。”(88) 他高度肯定“子贡一出而存鲁乱齐、强晋、破吴而霸越”的实事实功,认为“先圣门下,不可少此一弟子”,“而济事之快,亦足见圣门之才”。(89) 因此,他提出“论古人须破门面,不破门面而一味颟顸责之,期于事之不济而已”(90) 。

他在《墨子大取篇释》中,对义利之辨的问题进行重新阐释:“义、宜也,宜利不宜害。兴利之事,须实有其功,不得徒以志为有利于人也”(91) ,再次肯定实事实功的重要性。

在晩明清初的时代里,傅山的思想充满着一种尊重个体主体,思想独立、自由的精神,给晚明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他曾经这样说道:“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雕钻,为狗为鼠已耳。”(92)

又说:“一切文武,病只在多言。言者名根,本无实济,而大言取名,尽却自己一个不值钱底物件买弄斫犹可言,又不知人有实济,乱言之以沮其用,奴才往往然。而奴才者多,又更相推以争胜负,天下事难言矣。偶读《宋史》,暗痛当时之不可为,而一二有廉耻之士又未必中用。奈何哉!奈何哉!天不生圣人矣,落得奴才混帐。所谓奴才者,小人之党也。不幸而君子有一种奴君子,教人指摘不得。”(93)

又说:“一双空灵眼睛,不惟不许今人瞒过,并不许古人瞒过。看古人行事,有全是底,有全非底,有先是后非底,有先非后是底,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底。至十百是中之一非,十百非中之一是,了然于前,我取其是而去其非。其中更有执拗之君子,恶其人,即其人之是亦硬指为非。喜承顺之君子,爱其人,即其人之非亦私泥为是。千变万状,不胜辨别,但使我之心不受私蔽,光明洞达,随时随事,触著便了,原不待讨论而得。”(94)

他对书生之奴大加挞伐,说道:“书生眼里不得一个人,自谓尊崇圣道,益自见其狭小耳,那能不令我卢胡也!”他甚至说:“奴人害奴病,自有奴医与奴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妙人害妙病,自有妙医与妙药,粗俗者不能治。”(95)

在这种高度尊重个人思考的独立性,追求真是非的精神(96) ,与李贽所具有的怀疑批判精神一脉相承。依着这种独立、自由的哲学思考精神,傅山特别强调读书人要求有怀疑与分析精神,并要有远大的志向与抱负。他曾经这样说:“读书是学人分内事。析得一疑,闻得一幽,与后进作眼目,则诚有功。专欲指谪前辈之陋,则非矣。况疑义不二,后复有所析阐,则我亦在陋中耶!戒之,戒之!”(97) 如果读书人缺乏远大的志向就与猪狗与异。他在释《窝囊》一文中说道:“俗骂龌龊不出气人曰‘窝囊’。窝,言其不离窝,无四方远大之志也。囊,言其知有囊橐,包包裹裹,无光明取舍之度也。……大概人无光明远大之志,则言语行事,无所不窝囊也。而好衣好饭不过图饱暖之人,与猪狗无异。”(98) 傅山又说:“为学当先立志,修身先当知耻。”(99)

他反对读书人只在注脚中讨生活的做法,对阳明弟子王龙溪颇为赞扬,说道:“近日读王龙溪先生书,不惟于阳明先生良知颇有理会。正当注《易》,觉与旧随文诠义者亦稍稍有头脑。因思看书,洒脱一番,长进一番。若只在注脚中讨分晓,此之谓钻故纸,此之谓螙鱼。”(100) 因此,他将“学”训为“觉解”,不沉沦于所学的知识与所效法的对象之中,体现了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他说:“理本从玉,而玉之精者无理;学本义觉,而学之鄙者无觉。盖觉以见而觉,而世儒之学无见。无见而学,则瞽者之登泰山,泛东海,非不闻高深也,闻其高深则人高之深之也,故训学之为效似矣,而始终乎人拾级而卑之。至于效先觉而效,始不至于日卑。……病老子者,曰‘绝学’。老子所谓‘绝’者,绝河之绝也。学如江河,绝而过之,不沉没于学也,觉也;不沉没于效也,觉也。”(101) (www.xing528.com)

在这种独立精神的指导下,傅山将传统的儒家人物自孔子以下统称为“世儒”,并将世儒分为三类:像孟子、荀子都属于俗儒类,俗儒之外是“陋儒”(或曰鄙儒、腐儒)与“奴儒”。像程朱都属于陋儒类,而死守程朱教条的则称为奴儒。而对于此三类儒者,傅山集中力量批评陋儒与奴儒两类。对于陋儒类,傅山这样说道:“‘儒’字《荀子》屡见,皆与偷儒连言。而此则瞀儒。若儒如本音读,则谓之瞎儒也。儒真多瞎子。沟犹如本音读,则谓如在沟渎之中而讲谋猷,是瞀儒之大概也。《儒效篇》又有‘愚陋沟瞀’。”(102)

他认为理学家所讲的穷理尽知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行不通的,穷理尽知的思想只能自大无知的表现。他说:“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不知其知果有能尽时乎?圣人有所不知,则穷理之能事,断非鄙儒小拘者所能颟顸欺人也。”(103)

傅山对于理学家的能耐颇不以为然,说道:“凡所称理学者,多不知诗文为何事何物,妄自谓我圣贤之徒,岂可几首诗、几篇文字为后学范,遂高兴如‘何物清意味,何物天下理’而已矣。”(104)

对于“奴儒”,傅山更是极力加以抨击。他说:“奴儒尊其奴师之说,闭之不能拓,结之不能,其所谓不解者,如结也,如縢箧也。”(105) 又说:“‘沟犹瞀儒’者,所谓在沟渠中而犹犹然自以为大,盖瞎而儒也。……后世之奴儒,生而拥皋比以自尊,死而图从祀以盗名,其所谓闻见,毫无闻见也,安有所觉也?不见而觉几之微,固难语诸腐奴也,若见而觉,尚知痛痒者也;见而不觉,则风痺死尸也。”(106)

傅山甚至说“理学家法,一味版拗”(107) ,而且更为尖锐地说道:“自宋入元百年,无一个出头地人,号为贤者,不过依傍程朱皮毛蒙袂,侈口居为道学先生,以自位置。至于华夷君臣之辨,一切置之不论,尚便便言圣人《春秋》之义,真令人齿冷。”(108)

他告诫人们:“读理书尤著不得一依傍之意。大悟底人,先后一揆,虽势易局新,不碍大同。若奴人,不曾究得人心空灵法界,单单靠定前人一半句注脚,说我是有本之学,正是咬人脚后底货,大是死狗扶不上墙也。”(109)

傅山特别重视物质财富对于个人与国家的作用,对“何以聚人?曰财”句解释道:“自然贫士难乎有群矣。家国亦然。故讳言财者,自是一教化头骨相耳。常贫贱骄语仁义之人大容易做也。”(110) 傅山还通过对墨子著作的阐释,来表达他自己重视生人之利的思想,他说:“故圣人之利人也,实实为其生人也。故欲富之。富人,非为鬼也。”(111)

他毫不留情地说道:“今所行《五经》、《四书》注,一代之王制,非千古之道统也。”(112) 他将宋元明以来所形成的中古政治化儒学的权威加以解构,从而在学术上呼唤一个新的诸子争鸣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