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哲学通史：新范式的建立

在明清之季的反理学思潮中,主张回归经学以革除理学之弊的学者还有不少。例如方以智曾提出“藏理学于经学”的设想,钱谦益也说:“宋之学者,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扫除章句,而胥归于身心性命。近代儒者,遂以讲道为能事,其言学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而穷究其指归,则或未必如章句之学,有表可循,而有坊可止也。汉儒谓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也。离经而讲道,贤者高自标目,务胜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恣肆,莫可穷诘。则亦宋之诸儒扫除章句者,导其先路也。修《宋史》者知其然,于是分儒林、道学,厘为两传,儒林则所谓章句之儒也,道学则所谓得不传之学者也。儒林与道学分,则古人传注、笺解,义疏之学转相讲述者,无复遗种。此亦古今经术升降绝续之大端也。经学之熄也,降而为经义;道学之偷也,流而为俗学……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挻而起……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30) 这些思想与顾炎武的观点大体上是一致的,说明以经学代替理学在当时是许多学者的共同主张。顾炎武之所以能够超越这些学者而被后世视为清代朴学的开创者,是因为他不仅从理论上指出了经学代替理学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且还身体力行,探索并创立了一套经学研究的新范式,从而在实践中为清代朴学的兴起和发展开辟了方向。

(一) 《音学五书》

顾炎武的经学研究新范式主要体现在《音学五书》和《日知录》两部著作中。《音学五书》是一部音韵学研究专著,顾炎武在《音学五书序》及《后序》中对这部著作的成书历程及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他说:“余纂辑此书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31)

又说:

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乃列古今音之变,而究其所以不同,为《音论》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为《诗本音》十卷;注《易》,为《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误,而一一以古音定之,为《唐韵正》二十卷;综古音为十部,为《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经之文乃可读。其他诸子之书,离合有之,而不甚远也。(32)

他将《诗经》看作中国上古时期的韵谱,本着“还原”古音原貌的目的,通过分析审核《诗经》全书一千九百多个韵字,与《广韵》韵部对勘,分别同异,综合贯串,将古韵分为十部,从而建立了第一个比较科学的《诗经》古音学的系统。在他之后,江永著《古韵标准》,分古韵为十三部;戴震著《声类表》,分古韵为十六部(入声分立则为二十五部);段玉裁著《六书音均表》,分古韵为十七部;孔广森著《诗声类》《诗声分例》,分古韵为十八部;王念孙著《古韵谱》,江有诰著《音学十书》,各自分古韵为二十一部;夏炘综合王、江,作《古韵二十二部集说》,定古韵为二十二部;章太炎著《文始》,提出队部独立说,分古韵为二十三部。虽然古韵分部具有“后出转精”的特点,但就系统研究古韵而论,顾炎武“导夫先路”的历史贡献是无可质疑的。

更重要的是,顾炎武在古韵研究的过程中,还确立了若干方法论原则,对之后的经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确立了“考文知音”的经学研究新路径。在《答李子德书》一文中,顾炎武针对历代学者的“改经之病”,明确提出了“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经学研究主张。他说:

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书》,而后人往往效之,然犹曰:旧为某,今改为某,则其本文犹在也。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叹者也。(33)

顾炎武认为学者擅改古经的毛病是从唐玄宗李隆基开始的。李隆基在读《尚书·洪范》篇时,以为其中的“无偏无颇,遵王之义”这两句不押韵,于是根据《周易·泰卦》“无平不陂”而将“无偏无颇”改为“无偏无陂”。顾炎武指出,李隆基将“颇”错改为“陂”的原因,就在于不知道“遵王之义”的“义”字古音读“我”,与“颇”本来就是押韵的。他列出大量古文不误,而后人因不明古音而误改的例子,指出在李隆基之后,擅改古文的风气愈演愈烈,从而导致经学研究的衰颓和“旧本之日微,而新说之愈凿”局面的出现。他批评道:

嗟夫!学者读圣人之经与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谓之大惑乎?

并进一步提出“拨乱反正”的新主张:

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34)

这一主张包括两层含义:(1) 将“考文”作为“读经”的起点。所谓“考文”,首先是要纠正后人擅改古书的错误,恢复古代文本文字的“原貌”,在此基础上,通过“历史还原”的方法,进一步弄清楚古经中文字的“原意”。(2) 顾炎武认为,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就必须将“知音”作为“考文”的前提。所谓“知音”,就是要弄清楚古经中文字的正确读音。汉字中的形声字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现象十分普遍,只有掌握了音韵学的知识,才能对“假借”“转注”等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语言现象了然于心,才能恢复古代文本的“原貌”和古经中文字的“原意”。总的来看,这一主张确立了经由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来研究“经学”的治学方向,并特别强调了音韵学在“小学”乃至经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

顾炎武“考文知音”的主张提出后,在清代学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惠士奇、惠栋、江声、戴震、王鸣盛、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等学者都表达了与此类似的观点“训诂明然后经义明”。通过“小学”特别是音韵学来从事经学研究,成为乾嘉学者的共同信念。(www.xing528.com)

第二,确立了“无征不信”的实证性研究原则和方法。在音韵学研究中,顾炎武继承了明代学者焦竑、陈第将“本证”与“旁证”相结合以审定古音的方法,并加以发展,从而确立了以本证和旁证为主,以参伍推论的理证为辅的研究方法。他引述陈第的观点以之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35) 这样一种方法,充分体现了顾炎武“无征不信”,在治学中重视科学归纳和实证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他认为,对古书字音的辨析和审定,不能凭空臆断,也不能凭孤证立论,而应当广泛搜集资料,运用详实可靠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论断。因此,为了证明“行”字古音读若“杭”,他列举了三百六十四条证明材料;为了证明“下”字古音读若“户”,他列举了二百一十九条证明材料;为了证明“马”字古音读若“母”,他列举了六十九条证据;为了证明“家”字古音读若“姑”,他列举了五十七条证据,并指出“今山东青州以东犹存此音,如张家庄、李家庄之类,皆呼为姑”。(36) 顾炎武的这种重归纳、重实证的治学方法也为乾嘉学者所继承和发展,并广泛运用到经、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第三,确立了经学研究的历史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所谓“历史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一方面是主张从历史的实然出发,而不是从应然出发,主张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政治伦理的需要出发,来从事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是重视“考镜源流”,强调在运动变化的历史过程中来考察研究对象,“每一事必详其始末”。顾炎武反对宋明理学家以“直承道统”自矜而不重视前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做法,他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37) 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他通过对音韵学发展历史的细致考察,得出了对音韵学发展演变规律的正确认识。他说:

三代之时,其文皆本于六书,其人皆出于族党庠序,其性皆驯化于中和,而发之为音无不协于正。然而《周礼·大行人》之职:“九岁属瞽史,论书名,听声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风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诗》三百五篇,上自《商颂》,下逮陈灵,以十五国之远,千数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尝有异。帝舜之歌,皋陶之赓,箕子之陈,文王周公之系无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书也。魏晋以下,去古日远,词赋日繁,而后名之曰韵;至宋周颙、梁沈约而四声之谱作。然自秦、汉之文,其音已渐戾于古,至东京益甚。而休文作谱,乃不能上据《雅》《南》,旁摭骚子,以成不刊之典,而仅按班、张以下诸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下及唐代,以诗赋取士,其韵一以陆法言《切韵》为准,虽有独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尝改也;至宋景祐之际,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刘渊始并二百六韵为一百七;元黄公绍作《韵会》因之,以迄于今。于是宋韵行而唐韵亡,为音学之再变。世日远而传日讹,此道之亡,盖二千有余岁矣。(38)

顾炎武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深刻影响了乾嘉学者的经学研究。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者主张通过“历史还原”的办法来寻求经书义理和“圣人之道”,章学诚“六经皆史”命题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这一人文学的实证主义治学方法的推衍和发展。

(二) 《日知录》

与《音学五书》专门探讨古代音韵的内容不同,《日知录》贯注了顾炎武“平生之志与业”(39) ,因而是一部更加全面反映其学术和思想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潘耒在给《日知录》所写的序文中介绍道:“先生著书不一种,此《日知录》则其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者。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学博而识精,理至而辞达。是书也,意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40)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概括《日知录》的内容时说:

书中不分门目,而编次先后则略以类从。大抵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卷、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论艺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证。(41)

并评价道:

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42)

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日知录》不仅在更广阔的学术领域内贯彻落实了顾炎武在《音学五书》中建立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还在著作体裁的选择、学术领域的开拓、学术方法的完善、学术规范的倡导等方面,为清代朴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范式”。在著作体裁的选择方面,《日知录》的学术札记体裁特别适合绵密专深的学术研究,因此在顾炎武之后成为众多学者发表学术成果的主要形式,如阎若璩的《潜邱札记》,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臧琳的《经义杂记》,卢文弨的《钟山札记》《龙城札记》,孙志祖的《读书脞录》,王鸣盛的《蛾术编》,汪中的《知新记》,洪亮吉的《晓读书斋四录》,赵翼的《陔余丛考》,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何焯的《义门读书记》,臧庸的《拜经日记》,梁玉绳的《瞥记》,俞正燮的《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宋翔凤的《过庭录》,陈澧的《东塾读书记》等。这些著述的形式直接受到顾炎武的启发而成为清代学术的一大体例。

在学术领域的开拓方面,《日知录》在文字、训诂、音韵、经学、史学、天算、舆地、风俗、金石、校勘、目录、经济等众多学术领域都有研究成果,为后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在学术方法的提炼方面,顾炎武重视原始材料的作用,即提他提出的“采铜于山”之法和综合运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来考核史料的“二重证据法”,这两种方法均被钱大昕等乾嘉学者继承并发扬光大。在学术规范的倡导方面,顾炎武重视原创,反对抄袭,主张著述“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所不可无,而后为之”(43) 的观点。这种“贵创”精神在思想倾向上具有打破宗经述古的经学思维模式的历史意义,使传统的学术研究具有了开拓新知识疆界,追求新知的显著特征。从哲学思维的变革来说,具有从本体论——如理本论、气本论、心本论的论证向知识论转向的意义。

《日知录》对清代学术的影响还体现在清代学者对它的关注与重视等方面。据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叙》中所列举的名单,从清朝康熙中期至道光以前,为《日知录》作注疏的学者有九十四家之多。其中包括阎若璩、潘耒、王锡阐、张尔岐、陆世仪、唐甄、魏禧、朱彝尊、陆陇其、徐乾学、李光地、方苞、梅文鼎、臧琳、惠士奇、惠栋、沈彤、顾栋高、曹一士、陈兆伦、全祖望、江永、戴震、卢文弨、王鸣盛、赵翼、钱大昕、钱大昭、姚鼐、凌廷堪、阮元、汪中、刘台拱、洪亮吉、孙星衍、桂馥、方东树、刘逢禄、魏源等九十余人,几乎囊括了道光以前(含道光年间)各学术流派的所有最著名的学者。对于《日知录》的研究,“几无异汉唐时诸经史训解,为专门学也”。(44) 可见,在清代学者的心目中,《日知录》已经成为能与“汉唐时诸经史训解”相媲美的的经典之作,成为规范和指导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新范式。

按照传统的哲学史观点来看,顾炎武没有提出多少深刻的哲学命题,尤其是在传统的理、气、心性、道器等抽象的哲学问题方面,没有多少精深的论述,因而算不上是一个哲学家。然而,如果我们放宽“哲学”的视野,将带有实证特征的经学研究方式看作是中国传统哲学内部出现的人文学的实证哲学类型,则顾炎武的哲学思想就应当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清代乾嘉时期的人文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就直接地与顾炎武的哲学思维方式有内在的学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