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体适用的体用全学-《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的研究成果

李二曲“反身悔过”的立言宗旨强调建立内在道德主体性的重要性,但仅仅有内而无外、有体而无用、有形上而无形下是远远不够的。在二曲看来,儒家的学问不仅仅是形上道德心性本体之学,而且同时也包括修、齐、治、平等内容的形下内容,因而是形上与形下一贯的学问。正如她所说:“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其实道学即儒学,非于儒学之外别有所谓道学也。”(69) 章太炎在《诸子略说》中亦曾指出,“盖二曲虽静坐观心,然其经济之志未曾放弃”,体现出儒家学者鲜明的经世致用精神与深切的忧患时意识。用二曲的话来说,儒者“明体”之后还要“适用”,儒学须是一套“明体适用”的“体用全学”。

(一) 明体适用

二曲的体用论,即所谓的“明体适用”说,最早出现于30岁时的《盩厔答问》中。他说:

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明体适用,乃人生性分之所不容已,学焉而昧乎此,即失其所以为人矣!……明体而不适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灭裂于口耳伎俩之末(另为:辞章记诵之末),便是异端。(70)

类似的说法还有:“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71)  

在《四书反身录》及答顾炎武的信中,他还多次提到这一说法:“澄心返观,深造默识以立体;通达治理,酌古准今以致用。体用兼资,斯不愧于须眉。”(72)  

又说:

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于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汩没于辞章记诵之末,便是俗儒;皆非所以语于大学也。(73)

在答顾炎武的信中说:“如‘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为真体,‘用’为真用。……苟内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经世宰物,则‘体’为虚体,‘用’为无用。”(74)

简而言之,二曲所说的“明体”就是内圣立德,“适用”就是外王济世,二者“乃人生性分之所不容已”(75) ,因而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所以存心与格物、道德与经济的德业双馨、内外兼修就是成就一个“全儒”“完人”所要具备的必要条件和内容。

二曲“明体适用”说主要是通过道德(理学)与经济或者义与利这对范畴来论述的。他说:“理学、经济,原相表里,进呈理学书而不进呈经济之书,则有体无用,是有里而无表,非所以明体适用,内圣而外王也。”(76) 他还说:

“儒”字从“人”从“需”,言为人所需也。道德为人所需,则式其仪范,振聋觉聩,朗人心之长夜;经济为人所需,则赖其匡定,拯溺亨屯,翊世运于熙隆:二者为宇宙之元气,生人之命脉,乃所必需,而一日不可无焉者也。然道德而不见之经济,则有体无用,迂阔而远于事情;经济而不本于道德,则有用无体,苟且而杂乎功利:各居一偏,终非全儒。(77) (www.xing528.com)

“适用”之“用”除了关注了民生民富等经济事功以外,二曲的关注还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为政以德”,整顿吏治。他详细论述了官吏有司应以“四事”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条条都针砭时弊,对症下药,对政治道德予以了初步探讨,特别是对传统农村的政治经济所存在的问题分析得相当深刻。这对当下行政伦理建设不无镜鉴。(78) 另一方面,因为他主张“明学术以治人心”,所以他还对有关“学政”给予了非常多的关注。

功名虽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于经济,但功名并不是不可以追求的。二曲同样认为,“志于道德者,潜心性命,惟期道明德立,功名不足以夺其志;志于功名者,究心经济,惟期功成名就,富贵不足以夺其志”(79) 。他的意图是让道德主体自觉造就一个立己达人、内外平衡的儒家式完人或君子。

(二) 体用全学

李二曲对于“学”的定义主要遵循《大学》中的“大学之道”,认为“学”之根本在“为己”而后“达人”,如他说:

学非辞章记诵之谓也,所以存心复性,以尽乎人道之当然也。其用功之实,在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而进修之序,敬以为之本,静以为之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一有缺焉,非学也。(80)

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学即用功,其具体内容就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其“进修之序”,即学的先后次序和过程则是“敬以为之本,静以为之基。学的方法则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并且“一有缺焉,非学也”,说明“学”既是一个持续不断和完整的过程,其内在构成元素是立体的。注重“敬”以确保道德的能动性与生长活力,注重“静”以道德修养与积累的基础。很明显,这些说法继承了二程、朱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主敬穷理”理论。在同一时期他还说道:

故君子于学也,隐而幽独危微之介,显而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古今致治机猷,君子小人情伪,及礼、乐、刑、赋、役、农、屯,皆当一一究极,而可效诸用,夫是之谓大人之学。……苟一物不格,则一理未明,一理未明,则临事应物,又安能中款中会,动协机宜,此不学无术,寇相之所以见诮于张公也。(81)

在《体用全学》中,二曲建构了“体用全书”的三层构架。一是“明体之明体”之学,所列书目全属心学尊德性一系著作(如陆象山、王阳明、王龙溪、罗近溪、杨慈湖、陈白沙),二是“明体之工夫”之学,所列书目则是诸如二程、朱子、吴与弼、薛瑄、胡居仁、罗钦顺、吕柟、冯从吾等程朱一系道问学著作。其杂糅程朱陆王“由工夫以合本体,由现在以全源头,下学上达,内外本末,一以贯之”的立场,由此可见一斑。(82) 三是“适用”之学,所列书目多为史地、经济、律法、军事、农田水利等著作。

由上简述可以看出,二曲之学的范围是非常广博的,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学在尽心、学在敦伦、学在为用。在独处时,讲究慎独;在社群中,讲究克己复礼、康世济民。尽心与敦人伦是究性理、尊德性,目的是为了立人极,成就道德修养,其主要方法在于用心默证体认,此时学就是寂感与直觉、体验与肯认。而学以致用则主要体现在经济事功方面,是研事理、道问学,主要方法在于知性了解和经验习得,此时学是技能的练习、锻炼与深造。这是一个先内化再外化的过程,明理应物,才能游刃有余,强调了知识对于行为的控制和指导作用。

在传统学术史上,李颙曾经居于“清初三大师”的地位,但是在现代学术史与明清哲学史中,却丧失了这一地位。1920年,章太炎在《重刊船山遗书序》中则指出,“明末三大儒,曰顾宁人、黄太冲,王而农,皆以遗献自树其学”,对明末清初诸儒重新排定了座次,而且基本上奠定了现代学术史、哲学史对此三人的地位。这种学术史、思想史与哲学史对历史人物的进退排位,主要是由于现代学术的价值诉求与评价尺度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模式下,传统思想的价值取决于对现代文化建设的作用大小。二曲本人的思想旨趣,与晚明至清代逐渐成为主流的提倡达情遂欲、实事求是的新思想潮流不甚相侔。颜元曾经非常不客气地批评二曲:“膺抚台尊礼,集多士景从,亦只讲书说话而已。……后儒之口笔,见之非,无用;见之是,亦无用,此所以吾心益伤也!”(83) 习斋的这一批评后来虽然遭到了章太炎的反驳,但是他对于二曲之学的态度在后世学者中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梁启超在《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一文中,认为二曲的学风与当时的孙奇逢类似,在当时是“最为‘平民的’”,“注重实践,少谈玄理,可以说是儒家的‘清教徒’”(84) 。他“以无用为用,乃激励廉耻心”(85) 的隐逸实践,很好地展现了二曲知行合一、体用全学的基本精神。二曲之学作为关学一脉,朴实敦厚,大概不出黄宗羲“关学世所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这一评价的总体特点。(86)

总而言之,李二曲承“心学”之大意直指本心,以“悔过自新”说标宗立义,以“无念之念”为工夫进路,以“明体适用”为推扩手段,形成了一套别具特色的“体用全学”。其思想主张与隐逸的生存方式,对于研究清初哲学思想的诸多面向,尤其是研究王学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全祖望曾经高度赞扬二曲道,“先生起自孤根,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寒饿清苦之中,守道愈严,而耿光四出,无所凭籍,拔地倚天,尤为莫及。”(87) 全氏的说法,从传统学术重视士人道德人格的角度看,应当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