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悔过自新的立言宗旨

从家国剧变的刺激和儒学内在发展理路的双重角度来看,清初学界的主流是对宋明新儒学进行全面的理论反思并总结其理论的得失。有关朱陆异同的问题成为学界的主要问题之一。二曲对于程朱陆王之间的分歧看得很清楚,评价也比较中肯,他说:

人之所以为人,止是一心,七篇之书反复开导,无非欲人求心。孟氏而后,学知求心,若象山之“先立乎其大”、阳明之“致良知”,简易直截,令人当下直得心要,可为千古一快。而末流承传不能无弊,往往略工夫而谈本体,舍下学而务上达,不失之空疏杜撰鲜实用,则失之恍忽虚寂杂于禅。程子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子约之为“主敬穷理”,以轨一学者,使人知行并进,深得孔门“博约”家法。(13)

程朱、陆王之学各有所长,如何取长补短,重塑儒家的一贯之学,结束宋明以来几百年双峰并峙、聚讼不已的局面,成为晚明清初学术界要解决的核心理论问题。二曲说道:

而吾人生乎其后,当鉴偏救弊,舍短取长,以孔子为宗,以孟氏为导,以程朱陆王为辅,“先立其大”“致良知”以明本体,“居敬穷理”“涵养省察”以做工夫,既不失之支离,又不堕于空寂,内外兼诣,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矣。(14)

随着年龄与学识的日增,加上而立之年病中的切身体验,二曲在权衡朱陆及诸家学说的基础之上,最终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和进德修业的门径,提出了“悔过自新”说。作于33岁的《悔过自新说》一文,最早展现了他综合程朱陆王之学的创见。他说:

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穷理”标宗,或以“先立乎其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以“自然”标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良知”标宗,或以“随处体认”标宗,或以“止(15) 修”标宗,或以“知止”标宗,或以“明德”标宗。虽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但不曾揭出此四字。所以当时讲学,费许多辞说。(16)

上述所说的“标宗”各家,“主敬穷理”当指二程、朱子,“先立乎其大”当指陆九渊,“心之精神为圣”当指杨慈湖,“自然”当指陈白沙,“复性”当指薛瑄,“致良知”当指王阳明,“随处体认”当指湛甘泉,“止修”当指李材之学,“知止”当指黄绾的“艮止”之学,“明德”当指罗汝芳(号明德先生)的“天明”之说。二曲在综合上述各家学说之后提炼出“悔过自新”说,未必能囊括上述诸家学说精神,毋宁说是二曲自己出入诸家之后的一种心得之见。“悔过自新”说的基本倾向仍然是一种道德心理的自我反省,自我克服行为,未脱离宋明儒学的道德心性修养的大框架,如二曲说:

同志者苟留心此学,必须于起心动念处潜体密验。苟有一念未纯于理,即是过,即当悔而去之;苟有一息稍涉于懈,即非新,即当振而起之。……悔其前非,断其后续,亦期至于无一念之不纯,无一息之稍懈而后已。……众见之过,犹易惩艾;独处之过,最足障道。何者?过在隐伏,潜而未彰,人于此时最所易忽;且多容养爱护之意,以为鬼神不我觉也。岂知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舜跖人禽,于是乎判,故慎独要焉。(17) (www.xing528.com)

上文中“苟有一念未纯于理,即是过”有三个关键概念:念、理、过。念在这里指道德心理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意识,特别是内在隐秘的道德动机。理是指良知或心体所具有的先验道德规范或德性之知。过,就是道德动机与情感在经过先验的德性之知检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自慊”之情,诸如道德愧疚感、悔恨感甚至负罪感。不断地觉知并减损这种道德过错及其良心压力,就是“悔过”,而悔过就是“自新”。

需要指出的是,“理”在这里作为良知天然具足或自为立法的德性之知,是不以外在闻见之知为前提条件的。正所谓“气有聚散,理无聚散;形有生死,性无加损”(18) ,二曲借用了朱子“在天为理,在人为性”的性即理说,将天理与德性直接关联起来,并对于德性之知的天然自足性与先验性,以及道德的主体性与内在性屡加强调,如他说:

性,吾自性也;德,吾自得也。我固有之也,曷言乎新?新者,复其故之谓也,辟如日之在天,夕而沈,朝而升,光体不增不损,今无异昨,故能常新。若于本体之外,欲有所增加以为新,是喜新好异者之为,而非圣人之所谓新矣。(19)

又说:

生死一理,知生则知死矣。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生者,造物之所始;死者,造物之所终。故生之必有死,犹昼之必有夜,自古及今,无一获免。而所以生所以死之实,则不因生死为存亡,不随气机为聚散也。(20)

性体“日之在天”,“不增不损,今无异昨”,是无损益的;而且“性,吾自性也”,“我固有之也”,(21) 是不假闻见与外求的。当然,天性固然是先验的,“无加损”的,然而绝非一个超绝于人类之外的有待认知的超验对象。它是可以“于起心动念处潜体密验”的。因此,一方面,“悔过”的过程,通常是一个人单独的,带有一定神秘感的道德体验、反省和自检行为,并不以他人的道德规劝与强制为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既然悔过不以外在闻见为条件,那么“自新”作为不断悔过的结果,也不是要增加什么新的道德知识,只不过“复其故之谓也”,恢复天性的本来面目而已,并非“于本体之外,欲有所增加以为新”(22) 。“悔过自新”只是不断去除后天的蒙蔽以恢复、保持、呈现性体真实如初状态的一个过程。

二曲的“悔过自新说”在道德修养的方面,有简易直截的方便之处。但在理论上显然隐藏着两个有待证明的前见:一是与绝大多数宋明新儒家一样,未加批判地继承了孟子先验主义的心体至善主张,且认定良知是人人都能够后天经验自证其为真实存在之实体,绝非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抽象假设或可能性;二是由于主张人性先天本善,因此与善相对的恶只能被认为是源于诸种后天因素所致。为了进一步理解其“悔过自新”的宗旨,下面进一步对其“无善无恶为心之体”“一念万年之真面目”的心性本论论,与“静坐默识”“主敬独体”的“明体”工夫论的解释,展示其学说的内在一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