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王夫之的辩证知行观

在宋明理学的传统里,程朱理学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观点,陆王心学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学说。然而,在王夫之看来,他们的知行理论从整体上看都有共同的缺陷,即在知行的关系上“立一划然之秩序”(71) ,而表现出“惮行之艰,利知之易,以托足焉”(72) ,其结果是“异尚而同归”(73) 。通过对程朱、陆王知行观的双向扬弃,王夫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辩证的知行观。他说:

诚明相资以为体,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不知其各有功效而相资,于是而姚江王氏知行合一之说得藉口以惑世。(74)

王夫之的意思是:诚与明相互作用以为体,知与行相互作用以为现实的功用。诚与明、知与行的功能各不相同,但正因为它们之间有分别,才有可能相互作用而产生功效。如果它们之间没有分别,如何能起到相互作用的结果呢?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恰恰在理论认识上出了偏差,将知与行二者混同了。

虽然,从整体的过程来看,知行相资,知行并进,但就人类的知识起源、人类行为的目的来说,行是第一位的,如王夫之说:

且夫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也,知焉未可以收行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学而上达,岂达焉而始学乎?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75)

上述一段文献表明,王夫之高度肯定“行”对于人类获取知识的第一性意义。他并不是否定间接之“知”对于人的指导作用,而是强调人的社会实践、具体格物的活动对于人探求到真知的首要意义。而且从“求知”目的的角度立论,强调“知”必以行为服务对象,反对抽象的、空洞的,与人的实际生活无关的知识(当然,王夫之在这里并不是反对现代知识体系中的理论知识)。他还进一步地指出:“凡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则无不知。且知行二义,有时相为对待,有时不相为对待。如‘明明德’者,行之极也,而其功以格物、致知为先焉。是故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也。”(76) (www.xing528.com)

这就表明,王夫之是从儒家重视社会实际功效的角度谈论知行问题的,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处在明末清初的社会与政治环境里,首先需要的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直接正面作用的知识,而不是空洞的理论知识与只服务于个人心性修养的体验性之知。

最后,他批评“离行以为知”的理论道:

离行以为知,其卑者,则训诂之末流,无异于词章之玩物而中陋焉;其高者,瞑目据梧,消心而绝物,得者或得,而失者遂叛道以流于恍惚之中。异学之贼道也,正在于此。(77)

从上述的批评性言论可以看到,王夫之的知行关系论是服务于明末清初重整社会与政治秩序的现实需要的。虽然,他仍然是在传统儒家的道德之知与道德践履的大框架下来讨论知行关系,与现代哲学从认识与实践的角度来讨论知行关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然而,他强调了行的第一要义,在他那个充满着奇诡变数的时代里尤其具有积极意义。而现代认识论框架下的“实践出真知”的思想与王夫之“行可兼知”的理论命题,也具有内在的理论上的可通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