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方以智的科学哲学思想

与晚明诸遗老的哲学思想相比,方以智哲学最具鲜明个性的地方在于他十分重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探究,进而上升到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他首次明确地提出了“质测即藏通几”的新命题(33) ,对科学研究与哲学思考活动的内在关系做出了度越前人与时人的论述。在方以智的哲学体系中,“质测”相当于今日的自然科学,“通几”相当于今日意义上的哲学。(34) 他是这样界定“质测”内涵的:“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35)

“元会”是指宋明以来推测天地运行变化的一种带有神秘命运论的宇宙学。在方以智看来,无论是大尺度的宇宙变化现象,还是具体而微的草木微虫的性情,皆称之为“物”。而物皆有其“故”——即所以为此物及变化的道理,通过实在的、可以把握、可以理性地表达出来的方法加以研究。这种研究就是“质测”。很显然,方以智此处所说的“质测”在内涵上与今日所言的“科学研究”一词相近。

方以智是这样界定“通几”的:

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一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深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36)

上述所引文献中所言,有几处需要特别地解释一下。对于所有的“物”而言,通过“实考究之”的“质测”之学,可以把握他们。然而如何去把握不可知的领域呢?方以智认为,这时人们应当反过来,不在“不可知”的领域继续下功夫,而是以“可知”来统摄“不可知”。“摄”含有统摄、合理推测的意思。通过日常的现象“费”,进而推知不可见,然而实际存在并对实际存在产生某种影响的“隐”,老子哲学讲的“玄之又玄”的道,又称“重玄”(道教理论的核心概念),其实不是虚无一物的,反而是实有的(气)或太极。“以费知隐、重玄一实”的认识与掌握实在对象的方式就是“物物”“神神”的深奥之几(征兆)。“物物”,即把握物;“神神”,即把握神,通过运用人的理性所把握的已知知识来统摄“隐”与“重玄”。人、物、天地最根本、最原始的寂感之义蕴是从何处而来的呢?对此根本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就是“通几”。这一“通几”之学与研究具体事物之故(或曰几)不同,故称之为“通几”。“通几”不是具体事物之故的简单叠加的总和,而是对宇宙开端处的“寂感之蕴”的深入思索,这种思索才可以称之为“通几”。而此种“通几”其实就是今日哲学中的宇宙论或曰本体论,是第一哲学。(www.xing528.com)

方以智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质测”与“通几”的关系:其一,“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意思是说,具体的考究物故的“质测”之学即蕴含着“通几”的学问。如果有人离开对具体物的考究而笼统地阐述“通几”之学,则必然丧失对于具体物的认识。因此,方以智说:“有竟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宥密之神者,必流遗物。”(37)

其二,“通几护质测之穷”。由于人类的认识能力有限,总有不可知的“重玄”世界存在于人的认识之外,因此任何“质测”之学皆有其能力所达不到的地方。此时,“通几”之学可以庇护人们在具体事物认识过程中的短处,避免人们流于神秘的猜想,使人保持一种“阙疑”的理性态度。因为,“通几”之学告诉人们,万物皆有其所以然,世界是由气构成的,而气是生生不已的。这样就可以避免人们被有神论或各种神秘主义迷惑的可能性。

其三,“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38) 。这即是说,“质测”之学与“通几”之学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够相互否定或相互取代。

应当说,方以智对“质测”与“通几”关系的阐述,原则上是正确的,在科学昌明的今天,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包括科学与神学、宗教的关系也是如此。哲学以整个世界、存在为研究对象,这就决定了哲学不可能像具体科学那样研究世界的细节,也达不到具体科学研究那样确定性的结论,但任何具体科学也取代不了哲学的功用。当人们试图将具体科学研究的结论当作宇宙的根本法则时,总会引出一系列的哲学争论。值得注意的是,方以智对“测质”与“通几”的关系还有不同的说法,如“质论”与“推论”,或曰“通论”。如《东西均·所以》篇说:“有质论者,有推论者,偏重而废一论乎?”《东西均·声气不坏说》篇云:“其曰总不坏者,通论也。质核,凡物皆坏,惟声气不坏,以虚不坏也。”《性故》篇说:“质论即藏通几。”《药地炮庄》卷一中“质测曰……通论曰……”凡此种种说法均表明,推论、通论即是“通几”,而质论即是“质测”。由此可以看出,方以智在思考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时,特别突出了科学的实证思维方法与哲学的抽象思辨方法的不同与内在联系之处,而其所说的“通几”,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形上学的方法,而非一些具体性的哲学方法,如归纳推理、演绎推理之类的方法。就其“质测即藏通几”的科学与哲学,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之间的内在关系而言,这一思想原则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