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黄宗羲、王夫之不同,方以智主要继承了程朱理学的思想并充分吸收了气学一系的思想,将气本论的宇宙论与追问万物之“所以”的本体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带有杂糅性质的哲学体系。“盈天地间皆物”的命题是方以智关于世界根本性质的一种判断。但他所说的“物”并不是现代汉语中的事物,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概念,而只是一个表述思维对象的存在,既指具体物质性的东西,也指非物质性的,如心灵、精神之类的东西,如他说:
盈天地间皆物也。人受其中以生,生寓于身,身寓于世,所见所用,无非事也。事一物也。圣人制器利用以安其生,因表理以治其心。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一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一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深几也。(4)
由此段文献可知,方以智哲学中的“物”既非“物质”,亦非心灵,而是包括物质、心灵在内的“东西”——即现代哲学中的“思维的对象”。不过,方以智又认为,“物”的构成要素是“气”,故“盈天地间皆物”的命题可以转化为“盈天地间皆气”。他说:“一切物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5) “世惟执形以为见,而气则微矣。然冬呵出口,其气如烟;人立日中,头上蒸歊,影腾在地。考钟伐鼓,窗棂之纸皆动,则气之为质,固可见也。充一切虚,贯一切实,更何疑焉?”(6) 这样一来,方以智似乎又可以被看作是“气本论”者。
问题在于,方以智未能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一气本论的立场。中年以后,他又从气本论滑向以“太极”“所以”为宇宙本原的立场,从而回归到宋儒程朱一路的理学形上学立场。虽然如此,就气论而言,方以智关于世界统一于气的认识,仍然有超逸前人之处。具体表现在他对气的变化形态以及万物统一于气的复杂现象有更为明晰的论说。他说:“气凝为形,发为光、声,犹有未凝之气与之摩荡、嘘吸。故形之用,止于其分;而光、声之用,常溢于其余。气无空隙,互相转应也。”(7) 又说:“气凝为形,蕴发为光,窍激为声,皆气也。而未凝、未发、未激之气尚多,故概举气、形、光、声为四几焉。”(8) “气动皆火,气凝皆水,凝积而流,动不停运。”(9) (www.xing528.com)
上述有关“气”的变化形态的具体分析,不仅超越了张载、二程、朱子等人的说法,而且也超过同时代的大哲学家王夫之对于气的诸形态的认识。其对气的形、光、声、色的四种形态的分析,在当时的自然科学条件下具有相当鲜明的科学认知的进步意义。有学者曾根据方以智有关“火气”的论述文字,认定方以智是“火气一元论者”,或者是“气火一元论者”。如果全面考察方以智的火气论,我们就会发现,早年的方以智仍然是一个气一元论者,因为他明确地说过,火亦是气。他认为,“水为润气,火为燥气,木为生气,金为杀气……土为冲和之气,是曰五行”(10) 。又说:“火与气,一也。”(11) “火即真阳之元气。”(12) 这些说法表明,早年的方以智并非是什么火气一元论,而只是一个气论者。
从现代哲学认识的角度看,方以智并不理解人类精神现象的独特性,正如他在“盈天地间皆物”的命题中把“心”看作物一样,他将“精神”也看作是气。他说:“形者,精气之所为……精神皆气也。”(13) 因此,方以智以气为基质的宇宙论并不能简单地归类到唯物主义的理论谱系之中。中年以后,方以智转向了理学立场,以心、所以、太极等抽象的精神观念作为世界的终极因,从“盈天地间皆物”的气本论转向了以所以、太极为核心的客观唯心论。如他说:“气生血肉而有清浊,气息心灵而有性情。本一气耳,缘气生‘生’;所以为气,呼之曰‘心’。……世无非物,物因心生。”(14) 又说:“一气中有理焉,如主统仆。”(15) 这些说法表明,中晚年的方以智在本体论的立场上有所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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