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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书》及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其他面向

时间:2023-11-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留书》是黄宗羲早期的政治思想,作于《明夷待访录》之前的十年。相比较而言,黄宗羲则着重论述封建制的优长,批评郡县制的失误。黄宗羲认为,这都是由于废封建的恶果。黄宗羲对元朝统治中国时的民族歧视政策有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其对封建制问题的思考主要还是停留于具体的政治操作层面,思想史的意义不够鲜明。

《留书》及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其他面向

《留书》是黄宗羲早期的政治思想,作于《明夷待访录》之前的十年。其中涉及对“封建制”、华夷之辩、历史哲学中的文质之变、政治中的朋党之争等问题,不见于现行的《明夷待访录》之中。

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优劣问题,历史上一直有讨论。而在同时代的思想家中,王夫之对郡县制所包含的“公天下”思想精神多有阐发,顾炎武则对封建与郡县两种制度的各自优长与不足均有所论述。相比较而言,黄宗羲则着重论述封建制的优长,批评郡县制的失误。黄宗羲肯定封建制的理论出发点是华夷之别,而其现实的政治关怀却是封建制不必让整个国家动用兵力去抵抗少数民族的入侵。因此,其肯定封建制的理论出发点不纯粹是政治哲学的,也包含着一定的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内容。

首先,他认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郡县制以后,中国受夷狄之害日益加深,而且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去对付夷狄。而在封建制时代,夷狄对中国的侵害只是小规模的、小范围的,不能影响到广大的中国腹地。黄宗羲说:“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遂以为五德沴眚之运。然以余观之,则是废封建之罪也。”(111) 他的理由是:“秦未有天下,夷狄之为患于中国也,不过侵盗而已。而甚者,杀幽王于骊山,奔襄王于汜邑。然幽王之祸,申侯召之;襄王之祸,子带为内应。其时之戎狄,皆役于申侯、子带,非自能为主者也。”(112) 但在秦始统一中国之后,郡县制社会要动用整个国家的力量来应付夷狄的入侵,从而让天下百姓苦于边疆的战事。从秦王朝建立到黄宗羲写作《留书》的时代止共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其“中国为夷狄所害者四百二十八年, 为所据者二百二十六年”(113) ,加起来共有六百五十四年,超过三分之一的历史时期。由此可见郡县制不是对付周边少数民族入侵的优等政治体制。

其次,黄宗羲还着重从经济上算了一笔账,批评郡县制国家因为抵抗边疆夷狄的侵扰,靡费天下大量钱财。“即号为全盛之时,亦必使国家之赋税十之三耗于岁币,十之四耗于戍卒,而又荐女以事之,卑词以副之,夫然后可以仅免。”(114) 黄宗羲认为,从尧到秦为止共二千一百三十七年,从来都没有夷狄侵扰华夏整个国家的事情,而秦以后如此频繁,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秦以前是封建制,而秦以后是郡县制,且又因为兵、民二分为养兵加剧了国家财政的负担。他说:“今以天下之大,使虏一入盗边,则征发之不暇,赋敛之无度。”(115) 而且自汉代民兵二分之后,匈奴一旦入侵,则致使汉朝要征收天下之赋,养兵去抵挡匈奴。黄宗羲认为,这都是由于废封建的恶果。依照黄宗羲的设想,以封建的方式来管理天下,应对边患,可以避免边患对整个天下的影响。他说:“历观夷狄之取中国也,其时累入以挠之,重构以瘠之,相与守之数十年,中国未有不困绌。乘其内忧,不过一战,而天下之郡县皆望风降矣。向使列国棋置,一国衰弱,一国富强,有暇者,又有坚者,虏能以其法取彼,未必能以其法取此,岂有一战而得志于天下如此而易易乎?”(116)

《封建》篇为有感而发,所谓“一战而得志于天下如此而易易”的说法,其实即是暗指明王朝的灭亡而满清贵族入主中原这一事件。这种说法基于对明王朝灭亡的义愤,其实未必准确。黄宗羲对“封建制”的肯定其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某种单方面的思考,如有利于防止边患的角度,并未看到封建制带来的其他害处。他对封建制与郡县制优劣的比较,主要是站在维护中华民族文明的立场展开的。故他说:“夫即不幸而失天下于诸侯,是犹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亦何至率兽而食人,为夷狄所寢覆乎!吾以谓恶伤其类者然且不为,况乎其不至于是乎!后之圣人复起,必将恸然于斯言。”(117)

黄宗羲的意思很明确,封建制的最坏结果是诸侯做大,抢了王位,但还是中国人统治中国人,文明形态没有变。郡县制丢失了天下,则是文化落后的夷狄来统治中国人,是率兽食人,文明退化了。黄宗羲对元朝统治中国时的民族歧视政策有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他说:“元之法律曰:‘蒙古人殴汉人,汉人勿得还报,蒙古人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彼方以禽兽加之人类之上,何尝以中国之民为民乎?顾中国之人反群焉而奉之。”(118) 视元朝为中华政治统治之帝统,这不是为虎作伥吗?很显然,黄宗羲此处的观点是在明王朝的灭亡后有感而发的,我们需要历史地看待这一观点。

由此,他提出了一个看起来有些违背儒家正统的思想观点,说:

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制夷狄,犹人不可杂于兽,兽不可杂于人也。是故即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不失中国之人也。徐寿辉改元治平,韩林儿改元龙凤,吾以《春秋》之义将必与之。使天地亟去渠撑犁区脱之号,彼史臣从而贼之伪之,独不思为贼为伪有甚于蒙古者耶?(119)

站在维护中华民族文明的立场上,黄宗羲甚至能接受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而且还用儒家的《春秋》经来为其正统性进行辩护。黄宗羲在此问题上暂时性地超越了儒家的君臣观,在民族大义的前提下肯定了犯上、革命的合理性。这一点与王夫之的观点相当接近。当然,也正是基于儒家思想传统中的“华夷之辩”的民族立场,他坚决肯定封建制优于郡县制。然而,他既未能像王夫之那样从公天下与私天下的角度来思考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优劣,也未能像顾炎武那样从分权的角度来思考封建制与郡县的调和问题。其对封建制问题的思考主要还是停留于具体的政治操作层面,思想史的意义不够鲜明。

对于历史上的“文质”嬗变的问题,黄宗羲认为不是简单的历史循环问题。由简陋、质朴的人类形态向文明化的人类形态转变是需要圣人自觉地追求与维护的结果。如果不能自觉地维持一种文明化的生活形态,人类生活就有可能退化到非常简陋、质朴,乃至于野蛮的形态之中的。首先,他以古代的葬礼、饮食礼、祭礼等的变化为例,揭示了人类生活恰恰是由文向质的退化,而不是由质向文的提升。他说:

古者天子之棺四重,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今天子之棺不重,则是古者士之制矣。古者设折俎,荐脯醢,酒清肴乾,宾主百拜,而后脱履升堂乃羞。今宾至而羞,则是古者燕饮之事矣。古者设奠于奥,迎尸于前,谓之阴厌;尸谡之后,改馔于西北隅,谓之阳厌;殇则不备。今无尸而厌,则是古者祭殇之礼也。……凡礼之存于今者,皆苟然而已。是故百工之所造,商贾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狭隘。吾见世运未有不自文而趋夫质也。(120)

其次,人类生活的文明形态并非是普遍化的,未受王化的“要荒之人”,其生活的形态是十分质朴、简陋的。末世之王,不行王道教化,也会变成另一种堕落的、放荡的形态。就前一种情况而言,“当周之盛时,要荒之人,其文画革旁行,未尝有《诗》《书》《易》《春秋》也;其法斗杀,未尝有礼、乐、刑、政也;其民射猎禽兽为生业,未尝有士、农、工贾也;其居随畜牧转移,未尝有宫室也。……然则同是时也,中国之人既喜文而恶质与忠,彼要荒之人何独不然与?是故中国而无后圣之作,虽周之盛时,亦未必不如要荒;要荒之人而后圣有作,亦未必不如鲁、卫之士也”(121) 。就后一种情况而言,末世帝王,不推行王化之道,也会重新堕落到另一种野蛮的生活之中。如黄宗羲说:“以三代圣人相续而治,其功不可为不久矣。其末王不能守其教者,彼帝辛使男女裸逐,厉王发龙漦而使妇人裸而之,夫非喜质之过乎?然则先王使忠之变而为质,质之变而为文,其势若此难也。”(122)

黄宗羲将秦国由余向秦穆公推荐的“俭道”称之为“戎狄之道”,严加批评。其结论是:“天下之为文者劳,而为质者逸,人情喜逸而恶劳,故其趋质也,犹水之就下。子游曰:‘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123) 由此可见,黄宗羲既没有简单地看待历史进程中文质之变问题,更是反对由文向质的变化,尤其是由一合理的文明形式向堕落的、不合理的丑陋的简单形式退化的文质之变。这一“文质观”体现了黄宗羲对历史变化的文明形态与合理化的坚持与向往。但他过于重视礼之文,忽视了礼之俭的合理性,则又有一定的复古倾向。

不过,从整体上看,《留书》中所讨论的政治学问题及其具体的政治主张不及《明夷待访录》一书有思想史的价值,它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黄宗羲政治思想中不成熟或比较偏激的一面。

(1) 黄宗羲:《山居杂咏》,《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234页。

(2) 郑宗义认为,黄宗羲53岁时才正式踏入宋明儒学的传统。其说可信,且深合我心。参见氏著《明清儒学转型探析——从刘蕺山到戴东原》,第69—70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3) 李明友:《一本万殊——黄宗羲的哲学与哲学史观》,第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 刘述先:《黄宗羲心学定位》,第80—81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5) 刘述先称黄宗羲的思想为“内在一元的倾向”,从而与“内在一元论思想”区别开来,也可以避免自己以前的用词不够精准而引起误解。参见氏著《黄宗羲心学的定位》一书的《新版自序》第1页。 

(6) 《黄宗羲全集》有两个版本,一是1985年版,二是2005年的增订版。本书引文依增订本,即2005年版。

(7)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二,《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60页。

(8) 黄宗羲:《文庄罗整庵先生钦顺》,《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407页。

(9) 黄宗羲:《肃敏王浚川先生廷相》,《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486页。

(10)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二,《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65页。

(11)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二,《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65页。

(12)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二,《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66页。

(13) 即潘平格(1610—1677),字用微,浙江慈溪人,明末清初思想家,著有《求仁录》一书。中华书局出版了《潘子求仁录辑要》(钟哲点校,2009年版)一书。

(14) 黄宗羲:《与友人论学书》,《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152页。

(15) 黄宗羲:《与友人论学书》,《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153页。

(16) 黄宗羲:《宪使胡庐山先生直》,《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592页。

(17) 有人因此而讲黄宗羲是理气一元论者。参见张师伟《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第28—6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8)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七,《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61页。

(19) 黄宗羲:《同知刘师泉先生邦采》,《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505—506页。

(20)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五,《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24页。

(21)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五,《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24页。

(22) 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第3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3) 参见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第124页。

(24) 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第107页。

(25)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四,《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11页。

(26)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七,《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61页。

(27)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一,《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52页。

(28) 黄宗羲:《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4页。

(29)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四,《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94页。

(30) 参见郑宗义《明清儒学转型探析——从刘蕺山到戴东原》,第83页。

(31) 黄宗羲:《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53—54页。

(32) 儒先,指宋儒,主要是程朱一系。

(33) 黄宗羲:《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54页。

(34) 黄宗羲:《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55页。

(35) 黄宗羲:《万充宗论格物》,《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201—202页。

(36)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七,《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57页。

(37) 黄宗羲:《肃敏王浚川先生廷相》,《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487页。

(38)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二,《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60页。《孟子师说》一书是黄宗羲复述其师刘宗周的孟子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是黄宗羲的思想。故论黄宗羲的理气心性论时,亦选用了该书中的材料。

(39) 既,此处为“即”。

(40)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七,《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48—149页。

(41) 黄宗羲:《文庄罗整庵先生钦顺》,《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409页。

(42) 黄宗羲:《文庄罗整庵先生钦顺》,《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409页。

(43) 黄宗羲:《文庄罗整庵先生钦顺》,《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408—409页。

(44) 黄宗羲:《与友人论学书》,《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153页。

(45)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六,《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37页。

(46) 黄宗羲:《文敬胡敬斋先生居仁》,《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22—23页。

(47)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四,《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10页。

(48)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七,《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49页。

(49)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二,《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62、64页。

(50) 黄宗羲:《与友论学书》,《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154页。

(51) 黄宗羲:《与陈乾初论学书》,《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159页。

(52) 黄宗羲:《与友论学书》,《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150页。

(53) 黄宗羲:《与陈乾初论学书》,《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159页。

(54)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二,《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60页。

(55)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六,《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33页。(www.xing528.com)

(56)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六,《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34页。

(57)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六,《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35页。

(58)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六,《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35页。

(59)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六,《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36—137页。

(60) 有关黄宗羲与陈确人性论的异同问题,参见郑宗义《明清儒学转型探析——从刘蕺山到戴东原》,第76—84页。

(61)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六,《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38—139页。

(62)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六,《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43页。

(63)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六,《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39页。

(64)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六,《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39页。

(65)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七,《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64页。

(66)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七,《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64页。

(67)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二,《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64—65页。

(68) 黄宗羲:《明儒学案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73页。

(69)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5—6页。

(70) 黄宗羲:《明儒学案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73页。

(71) 黄宗羲:《明儒学案序·改本》,《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75页。

(72) 黄宗羲:《明儒学案序·改本》,《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75页。

(73) 黄宗羲:《明儒学案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73—74页。

(74) 《战国策》卷三十二《宋卫》:“智伯欲伐卫,遗卫君野马四百,白璧一。卫君大悦,群臣皆贺,南文子有忧色。卫君曰:‘大(一)国大欢,而子有忧色何?’文子曰:‘无功之赏,无力(理)之礼,不可不察也。野马四(百),[白]璧一,此小国之礼也,而大国致之,君其图之。’卫君以其言告边境。智伯果起兵而袭卫,至境而反曰:‘卫有贤人,先知吾谋也。’” 参见刘向辑录《战国策》,第115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邯郸之野马”一语,有人以为是庄子逍遥游》篇“野马也,尘埃也”句中的“野马”。根据上下文之意,黄宗羲此处是化用《战国策》中的故事,“邯郸”是赵国的都城,故“野马”代指赵国智伯赠卫君野马的故事,更为妥当。

(75) 王宗羲:《明儒学案发凡》,《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5页。

(76)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6页。

(77) 黄宗羲:《明文案序上》,《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19页。

(78) 黄宗羲:《明文案序上》,《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19页。

(79) 黄宗羲:《复秦灯岩书》,《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210页。

(80) 黄宗羲:《南雷诗文集附录》,《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375页。另《思旧录》“顾炎武”条记载此段文献,与顾氏原文小有出入,意思相同。见《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390页。

(81) 顾炎武:《言私其豵》,《日知录集释》卷之三,黄汝成集释,第92页。

(82) 顾炎武:《郡县论五》,《顾亭林诗文集》,第14页。

(83) 顾炎武:《郡县论五》,《顾亭林诗文集》,第12页。

(84) 顾炎武:《守令》,《日知录集释》卷之九,黄汝成集释,第327页。此段引文标点与原引文小异。原引文的校点者第二句话标点似有误。

(85) 顾炎武:《生员论下》,《顾亭林诗文集》,第24页。

(86) 顾炎武:《直言》,《日知录集释》卷之十九,黄汝成集释,第678页。

(87) 王夫之:《噩梦》,《船山全书》第12册,第551页,1996。

(88)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船山全书》第10册,第76页。

(89)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六,《船山全书》第10册,第599—600页。

(90) 唐甄:《鲜君》,《潜书》上篇下,第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5。

(91) 唐甄:《柅政》,《潜书》下篇上,第154页。

(92) 唐甄:《省官》,《潜书》下篇上,第136页。

(9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4)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宋小庆译,第192—193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95) 黄宗羲:《原臣》,《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5页。

(96) 黄宗羲:《置相》,《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8页。

(97) 黄宗羲:《学校》,《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0页。

(98) 黄宗羲:《原君》,《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3页。

(99) 黄宗羲:《原君》,《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2页。

(100) 黄宗羲:《原君》,《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2页。

(101) 袁枚:《书柳子封建论后》,《小仓山房诗文集》三,第16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02) 袁枚:《书柳子封建论后》,《小仓山房诗文集》三,第1634页。

(103) 袁枚:《再书封建论后》,《小仓山房诗文集》三,第1637页。

(104) 班固:《谷永杜邺传》,《汉书》卷八十五,颜师古注,第3466—34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105) 陈寿:《魏书·辛毗、杨阜、高堂隆传》,《三国志》卷二十五,裴松之注,第7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6) 房玄龄等:《段灼传》,《晋书》卷四十八,第13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7) 邓牧:《君道》,《伯牙琴》,张岂之、刘厚祜标点,第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09) 参见彭国翔《公议社会的建构:黄宗羲民主思想的真正精华》,《求是学刊》2006年第4期。

(110) 黄宗羲:《孟子师说》卷七,《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49—150页。

(111) 黄宗羲:《留书》,《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4页。

(112) 黄宗羲:《留书》,《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4页。 

(113) 黄宗羲:《留书》,《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4页。

(114) 黄宗羲:《留书》,《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5页。

(115) 黄宗羲:《留书》,《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5页。

(116) 黄宗羲:《留书》,《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6页。

(117) 黄宗羲:《留书》,《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6页。

(118) 黄宗羲:《留书》,《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12页。

(119) 黄宗羲:《留书》,《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12页。

(120) 黄宗羲:《留书》,《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3页。

(121) 黄宗羲:《留书》,《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3页。

(122) 黄宗羲:《留书》,《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3页。

(123) 黄宗羲:《留书》,《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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