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社会政治生态与思想界反理学思潮

清初社会是一个矛盾丛生、各种社会力量此消彼长的时代。但就主要的社会矛盾而言,大体上表现为三种矛盾。其一,最为直接的矛盾就是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其二,满族贵族政权的现实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与在汉族地区长期统治之间的矛盾,这是政治策略方面的现实与长远之间的矛盾。其三,与此种政治策略上矛盾密切相关,表现为更加深刻的经济、政治关系方面,落后的满族的农奴制与汉族地区已经进入地主阶段经济后期的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矛盾。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矛盾,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在政治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迅速稳定了社会局面,另一方面也很快适应了新的经济生产方式,从根本上稳固了满清贵族的政权。

满清贵族政权从根本性质上说是一个满族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联合的政权,在思想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上基本延续着明王朝的统治形式,这便是“清承明制”。康熙皇帝表彰理学,雍正皇帝在表彰儒学的同时又兼容佛、道二教;乾隆皇帝又重新表彰理学,尤其是展开大规模的编纂图书活动,以便统一思想。《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乾隆皇帝实行文治的一大手段,客观上也有利于古代典籍保存的一面,但同时也是破坏、毁坏古代典籍的活动。康、雍、乾三朝,从整体上说是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由动荡、混乱、凋敝走向稳定,并逐渐走向繁荣的历史时期,但从哲学思想的角度说,却是越来越缺乏思想创新的空间。一大批读书人重新被禁锢在科举考试与官方钦定的教科书范围里,继续重复着宋明以来诸儒的说经、解经思想工作,只有极少数士人不甘沉沦于陈言之中,在考据学的夹缝里发表一些对时政与程朱理学的不满之言。

(一) 反理学思潮与考据学的兴起

明末至清中叶前期的“反理学思潮”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明王朝的灭亡,促使一大批汉族士人开始反省明王朝失败的理论根源,从而形成了“后理学时代”的反理学思潮。这一时期的反理学思潮主要表现为对理学各主要理论命题的修正与调整。清初至乾嘉考据学兴起之时的反理学思潮,一方面与后理学时代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但也与乾隆时代提倡典籍整理的官方汉学运动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就思想的联系而言,清初颜元与前期的李塨主要继承了“后理学时代”反理学思潮的精神气质,同时也体现了北方儒者的某些精神特点,以重“实行”“实事”的外王学为主要倾向。而发源于清初的民间考据学运动,实际上是受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的经学思想影响。从康熙到乾隆时代全面整理中国古代典籍的官方文化整理活动,其实是一场政治运动。康熙时代《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活动,乾隆时代《四库全书》的编纂活动,实际上是清王朝有意识展开的一场“文治”运动,以配合他们在战场取得胜利的“武功”。此“文治”运动其实还暗含着彻底肃清思想上异己的汉族士大夫分子,拉拢一大批中间的士大夫,从而牢固确立清王朝的政治正统地位。乾隆、嘉庆年间学界兴起的普遍反理学思潮,与官方提倡的“汉学”密切相关,但这其中亦有分别。以戴震为代表的反理学思想是建立在“气化即道”的哲学形上基础之上,通过对“天理”的解构,以分理为“核心”范畴,并通过“由字通词,由词通道”“一字之义当贯群经”,典章制度、科学技术史的实证研究和“大其心以体古贤圣与天地之心相协”的系统人文实证方法,从而建立了新的认识论、伦理学思想体系。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则通过“三人居室而成道”的新道论思想,再次强调“道不离器”“即事言理”的哲学思想路线,并大胆论断“六经皆器”,重新阐述“六经皆史”“言性命必究于史”等哲学命题,在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策应了戴震的反理学思想。

清初的考据学与晚明以降的古典文献整理运动有关,以清代明的巨大政治变故虽然暂时地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但在清政权的全面建立并稳定之后,这场古典文献整理运动又以新的方式展开了。

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是清初考据学的重要代表著作,该书以考据学的方式展开了对宋儒核心思想——道统论的批判。阎氏的《尚书古文疏证》并没有表达多少哲学思想,但对伪古文《尚书》的证伪活动,间接地打击了朱熹一再强调的理学心传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微精一,允执厥中”的神圣性,表明朱熹所强调的理学心传十六字根本不是先秦儒家的思想。而毛奇龄的《四书改错》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展开了对宋儒构造的新经学传统的批判。他曾分三十二门,列四百五十一条,用了二十二卷的篇幅批评朱子《四书集注》的错误。其中有些指摘并不一定成立,但其所具有的思想震撼意义不可小视。可惜后来毛奇龄自毁此书版本,故此书在当时并未广泛流行。这表明当时政治上的高压对于士人思想与心理的深刻影响。

在民间的古典文献整理过程中,吴派代表人物惠栋的贡献不可不提。他继承家学,在经学研究方面开创了新的风气,对清代学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惠栋与戴震所开创的吴派与皖派“汉学”,成为清代乾嘉考据学的主流学术形态。然而吴派“汉学”长于稽古而弱于思想体系的建构,使其在哲学思想史上所占的地位不高。

清代的考据学其实是晚明以降实学的一种变种,他们在文、史领域里展开古代文字字义、古音、历史事实的还原性研究,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哲学精神。晚明以降的疑古思想在清代考据学的阶段逐渐变为一种“求真”“求是”的思想。因此,从哲学精神的角度看,清代考据学在古典人文学研究的领域里体现了一种科学的求真、求是精神。考据学家们隐藏了自己的思想与价值追求,以追求纯粹客观性的知识与真理为表相,曲折地表达了他们对官方政治高压的反抗,展示了他们的学术理性与思想倾向。康、乾“盛世”的文治武功,治统与道统的合一,再加上现实的文字狱的迫害,使得这一时代的士人无法享有宋儒时代“不杀士大夫”的特殊宽松的政治环境。像戴震这样敢于斥责官方意识形态化理学“以理杀人”现象的哲人,毕竟是凤毛麟角。因此,从政治环境来看,清代考据学与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迫害士人的残酷政治镇压运动也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清代的官方意识形态还是程朱理学那一套思想,这套思想是社会生活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因为科举制度的影响也有大批士人信奉程朱理学。但就思想与学术的活力而言,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的信奉者,他们在理论上实在已经拿不出任何新的东西。其实,就最高统治集团而言,他们连理学家们以道统自居的心理也要加以摧毁。康熙经常斥责理学名臣的虚伪,其实就是要彻底剥夺士人的精神自主性。理学家们想做一个真正的理学家的机会也没有,更何谈发展理学思想呢?清代理学与心学思想之所以不能发展、更新,并非仅仅是考据学的兴盛导致的结果,最为深层的原因是极端残酷的专制政治的文化政策所导致的结果。考据学只是士人们为了保持与专制政治淫威的距离而自觉选择的一种学术与人生的生存方式,而理学家们则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专制政治的帮闲与牺牲品。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一种观点,以为是考据学的兴起导致了理学与心学的衰微。这其实是倒果为因的说法,忽视了学术思潮与社会政治环境的密切关系。

(二) 乾嘉时代与中国哲学的新转向

学术界常用简明的短语来概括一个相对长时间段的学术与思想的特征,如先秦诸子、汉唐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而对于清代学术常常冠以“清代考据学”或“乾嘉考据学”。从哲学形态来看,清代哲学从根本特征来看是以道论为形上学,以人文学的实证方法为方法论体系的新哲学形态。简言之,可称之为“人文实证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家群体多否认清代有哲学,这是他们的思想立场与价值偏好所导致的。这与现代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否认西方传统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借用现代逻辑实证主义或分析哲学的话语来说,哲学是一个有“意义”而无固定“指称”的语词,没有任何人、任何哲学流派可以垄断“哲学”一词的定义权,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丰富“哲学”一词的内涵。

乾嘉时代不仅有属于他们自己时代的哲学,而且开启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新方向,这种新方向即是:通过人文实证的方法,如语言、文字训诂法,典章制度史研究法或曰知识考古法,“言性命必究于史”的历史学方法、“大其心以体古贤圣与天地之心相协”的哲学诠释法等,展开对道、天道、心、性、命、才、情、欲、理、气、器、仁、礼、一贯、权等传统哲学概念的重新解释,从而形成了乾嘉时代特有的哲学精神。

乾嘉时代的哲学转向进入到嘉道时期之后基本上中止,其代表性人物以龚自珍为代表。他是皖派汉学中坚人物段玉裁的外孙,自幼就学习训诂学一套知识,长大后却不屑于从事文字训诂学,对时势、政治有高度的敏感,年轻时就写出了《明良论》这样政治时势的评论性文章。后又师从公羊学大家刘逢禄,以今文经学关怀现实政治的方式从事学术研究与思想性的批判工作。而与龚自珍同时代却晚于龚自珍去世的魏源,则共同推进了嘉道以后学术与思想风气的变化。清代哲学在后期的思考更加关注现实的政治问题,而且逐步与西方传来的新思想相结合。中国传统哲学自宋明以降自足的发展历程在嘉道以后逐渐终结,代之而起的是中国与西方哲学的对话,而且主要是借用西方文化与哲学的新观念来重新诠释中国哲学的新的思想历程。

(三) 嘉道之际社会的新矛盾与哲学问题意识的再次转变

嘉庆、道光之际,正是清代社会由盛转衰的过渡时期。从政治上说,康、雍、乾三朝残酷的文字狱有所缓和,文人的言论环境有所宽松。而从经济上说,由于乾隆朝的政治腐败,吏治松弛,导致国家财政紧张。然而江南地区的新经济势力又有所增长。乾隆朝后期,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有所激化,少数民族矛盾上升。大、小金川之战耗费了清政府的大量财政。而终嘉庆朝二十余年,白莲教势力的兴起又进一步耗费了国家的财力。道光朝,则因为不断出现地方暴动,更进一步动摇了清政权的基础。此时,西方列强也开始向这个偌大的王朝靠近,不断地试探着如何打开这个帝国的大门。而自雍正五年(1727)始,鸦片开始不断地进入中国。从雍正五年的二百箱,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一千箱,到道光元年(1840)的七千八百八十九箱,鸦片对于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正是在这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之中,嘉道时期的哲学问题转向了对现实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关注,政治改革的呼声在士大夫阶层兴起。其中龚自珍、魏源二人代表了这一时期前后两段的时代先声。

嘉道时期的社会问题主要是传统社会内部发展的自然之势形成的。由于政治上的安定,人口的急剧增加,形成了地少人多的矛盾。据不完全统计,乾隆末年,全国人口已经增加至三亿零七百四十六万,比康熙四十九年(1710)人口增加十五倍之多,而此时的人均耕地也只有三亩。到了道光二十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二亩二分五厘,而此时的人口已经增至四亿一千万。再加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土地兼并,这种人多地少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洪亮吉曾对此问题有过十分形象的描述。他粗略地统计:天下太平百余年,户口比三十年前增加五倍,比六十年前增加十倍,比百年前增加超过二十倍。以一个家庭为例,一家生三个男孩,长大后娶了媳妇,加上父母,就有八人。八口人再增加二个帮工,就有十人。十人居屋要十间,满足每人每年的口粮就需要一顷的田地。八人之后再到孙辈,就会有二十余人,再到玄孙,就会增加五六十倍,如此一来,土地必然出现不足。(31) 他把自己生活的时代与五十年前的情况做了一个对比:“今则不然,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此即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然吾尚计其勤力有业者耳,何况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此数十倍之游手好闲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是又甚可虑者也。”(32)

再加上传统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又比较弱小,在地域辽阔的中国版图上,每年各地不是发生旱灾就是水灾,或者是蝗虫灾害,有时这些灾害在不同地区同时发生,这就更使普通民众的生活不堪其忧了。嘉庆十八年(1813),河南卫辉府因为特大干旱,贫民以草根树皮度日,官道两旁的柳叶都被摘尽。(33)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黄河在祥符县决口,开封城内积水“深及丈余”,有钱人皆买舟逃去。水灾过后,人皆失业,“富者贫,贫者丐,迫于饥寒”。(34)

乾隆朝发生了多起农民暴动与起义的事件。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揭开了乾隆朝内地农民起义的先声。乾隆四十六年,在甘肃循化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人民起义,乾隆四十八年又爆发了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乾隆五十一年在台湾又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汉族、高山族农民起义。乾隆五十九年,在贵州暴发了石柳邓领导的苗民起义、湖南石三保领导的苗民起义。而影响最大的是嘉庆元年在川、陕、楚交界的白莲教起义。该起义历时九年半,影响波及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甘肃五省,让清王朝调集了十六个省的兵力,动用了二亿多两银耗,这个数字相当于清王朝四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严重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

白莲教被镇压之后,在山东又出现了天理教起义,天理教被镇压之后,在陕西又出现三门峡木工的武装斗争。而在道光六年,新疆又出现了张格尔的叛乱。这些军事事件,严重动摇了嘉、道之时清政权的根基。

嘉道时期的哲学问题意识主要转向了两个方面,一是从乾嘉时期的考据学转向了今文经学,二是转向了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对边疆地理问题、民族问题的关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意识迅速转向如何向西洋学习以争取中国的主动性,其代表性的主张是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国传统哲学也由此转向了自己的近、现代的历史时期,在新的中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中,展开了中国哲学的近、现代历程。

(1)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船山全书》第10册,第535页,长沙,岳麓书社,1996。

(2) 张学智认为,王夫之在继承了气本论,特别是张载的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太极”为根本概念的本体论哲学。太极与万物的关系论是王夫之的形上学,而有关“气的存在方式、气的性质、气的演化过程等方面”的论述,可以看作他的自然哲学。参见张学智《明代哲学史》,第553—56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蒋国保认为,“气是王夫之哲学的最高范畴”,并花费了大量地笔墨论证了这一基本思想。参见王茂、蒋国保等《清代哲学》,第六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萧萐父、许苏民合著的《王夫之评传》亦认为,王夫之哲学的本体论是以“气”为本、“理寓于气”、“絪缊化生”的“实有论”。本书认同气本论的说法。参见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四,《船山全书》第6册,第639页。

(4) 王夫之:《四书训义》卷二十二,《船山全书》第8册,第90页。

(5) 参见丁为祥《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第5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船山全书》第12册,第30页。

(7)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船山全书》第12册,第23页。

(8)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船山全书》第12册,第26页。(https://www.xing528.com)

(9)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船山全书》第6册,第1052页。

(10)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五,《船山全书》第6册,第716页。不过,王夫之在此段接下来又说:“气凝为形,其所以成形而非有形者为理。”实际上,其又没有跳出朱子的“所以然者”为理的思想束缚。

(11)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三,《船山全书》第12册,第136页。

(12)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五,《船山全书》第6册,第716页。

(13) 黄宗羲:《宪使胡庐山先生直》,《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593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14) 黄宗羲:《同知刘师泉先生邦采》,《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505—506页。

(15) 黄宗羲:《文庄罗整庵先生钦顺》,《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408—409页。

(16) 黄宗羲:《文庄罗整庵先生钦顺》,《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409页。

(17) 黄宗羲:《与友人论学书》,《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152页。

(18) 顾炎武:《游魂为变条》,《日知录集释》卷之一,黄汝成集释,第22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19) 参见许苏民《顾炎武评传》,第202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0) 顾炎武:《施愚山书》,《顾亭林诗文集》,第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1)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朱铸禹汇校集注,第2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2) 颜元:《驳气质性恶》,《颜元集》上,王星贤等点校,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23) 颜元:《驳气质性恶》,《颜元集》上,王星贤等点校,第19—22页。

(24) 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颜元集》下,王星贤等点校,第627—628页。

(25) 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上卷,导论,第1—9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6) 黄宗羲:《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731页。

(27) 黄宗羲:《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731页。

(28) 黄宗羲:《东林学案》,《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726页。

(29) 黄宗羲:《东林学案》,《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727页。

(30) 黄宗羲:《东林学案》,《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726—727页。

(31) 《洪亮吉集》第1册,刘德权点校,第14—1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

(32) 《洪亮吉集》第1册,刘德权点校,第15—16页。

(33) 《清实录》,嘉庆朝,卷二六七,嘉庆十八年三月。转引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2册,第360—3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4) 转引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2册,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