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语境”一词在汉语当中有多种翻译,例如“背景”“情景”“场景”等。它是表演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其界定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多少有些差异。鲍曼认为,民俗存在于一个相互关联的网中,个人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赋予民俗以形态、意义和存在,因此我们应该研究语境中的民俗。另外,《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一书中认为,“背景是指个体在与他人互动之前、之中和之后运用的环境。”可见,民族学界的“语境”概念与语言学、人类学以及民俗学“语境”概念有相同之处,均指语言事象、民俗事象或音乐事象发生的情境和过程。目前,“语境”这一概念越来越成为民族学、民俗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面对少数民族节日体育,语境不仅仅存在于技艺拥有者那里,它更多地存在于那些对它有所体验的族群成员的记忆之中,它是在节日中被显示出来的。要探究这些少数民族节日体育,必须在各种节日背景中去观察记录,只有在这些背景中,特殊的少数民族节日体育才能通过该文化传统的传承者的回忆或讲述被我们所获得。舍此,别无途径。
在我国,苗晶、乔建中等学者较早地使用“背景”一词来表述中国传统文化地理分布问题。从而,该词在我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有了特定的含义。乔建中等认为地理背景、古代文化背景和方言背景等因素对中国民间文化形态及分布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就是说,文化风格的形成离不开文化所处的地理背景。鲍曼把语境分为两个大层面:文化语境(culturalcontext)和社会语境(socialcontext),并进一步细分为意义语境、风俗制度语境、交流系统语境、社会基础、个人语境、情境语境等六个小层面,并指出“历史语境”也应该被包括在内[20]。中国学者朝戈金将语境分为广义的语境和田野意义上的语境两种,认为“广义的语境包含诸多因素,如历史、地理、民族、宗教信仰、语言以及社会状况等。由于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品内容、结构和形态的形成与变化,因而它们也成为解决传承与创作之间关系的重要关联”。田野意义上的语境是指“特定时间的社会关系丛,至少包括以下六个要素:人作为主体的特殊性时间点、地域点、过程、文化特质、意义生成与赋予”[21]。可见,民俗学之“语境”是一个内涵丰富却又十分复杂的概念。“语境”也是当代民族文化频繁使用的一个术语。少数民族节日体育归根结底是依存于包括人、人类群体即社会和涵盖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中的一个事象。所以,除节日体育本身以外,还必须同时把握围绕着节日体育的周围事项,才能够获得对节日体育的真正理解。也可以说,语境围绕着节日体育,并解释着节日体育,或者说在语境的整体中节日体育才能存在。语境可能是任何的参照点或任何的场所,据此将节日体育发生的语境分为生理的语境、社会语境、语言的语境、场合语境、个体语境、身势学的语境含义等六个层面。也就是说,语境是节日体育得以进行的社会系统、文化背景、时空环境、民俗情景和人际脉络[22]。
前人对少数民族体育传承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民族体育特有的文化传承或传承方式方面,忽略了民族体育传承中的语境,民族体育的传承在一张语境之网中进行,这张网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宏观语境,包括自然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民俗的、经济的、政治的、群体的、个体的等与节日体育相关的一系列关系项。它是相对恒定的机构形态,一般不因时空、时间或个体的改变而改变。二是微观语境,也就是传承的场景,包括物质层面上的特定场景、民俗层面上的习俗惯制以及人际层面上的互动模式等。语境是传承得以完成的环境,是传承意义的条件,是传承得以进行的社会文化脉络。
节日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具有强烈的民族意义,并在一个具体的空间和时间举行庆祝或祭祀的日子。节日体育是以节日为时间点,运动为载体,而镶嵌在节日里的一颗耀眼的文化明珠,是一个民族文化表达或传递其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和传承方式。节日体育是一个民族在其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东西,并在其生产、生活实践中进行传承的东西,其传承本身不能脱离生成它的语境而独立存在,为了理解节日体育是为何被传承下来,我们就有必要理解存在于传承背后的语境结构。美国民俗学家戴尔·海默斯认为,传承是人与人行为之间的一种延续,应该探讨人们实际行动的出发,对表演过程进行关注。著名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便多次强调“民俗学不可能只是有文本构成,还必须关注语境[23]”。恩克蒂亚认为,文本是在表演中被显示出来的,要探究这些文本必须在各种表演背景中观察记录,他明确提出‘文本—表演—语境’为一体的整体观念。表演是在时间里开展的。在这个过程中,表演必将与过程的文本、语境前后两个方向关联,表演是在已有文本的基础上展开的一系列活动,然而其表演的过程是不能脱离该民族的文化语境和民俗情景,同时表演又反过来生成新的文本或新的语境,因此表演过程环环相扣,成为一个不断的连续进行体。对于节日体育来说,它在传承人与族群成员间共同建立的语境中进行,同时存在于表演文本、行为主体、表演行为和表演场域等因素相互关联的网中。
【注释】
[1]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3-13.
[2]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93-194.
[3]芮逸夫.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208-209.
[4]乌丙安.民俗学原理[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97.
[5]陶兴安.花山情[J].含笑花,2012(6):35-38.
[6]解丽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建构[J].社会科学战线,2013,58(10):2-6.
[7]李开文,周山彦,李晓通,刘杰,陈永兵.少数民族节日体育传承路径研究:基于习俗惯制化、传承人和族群化的角度[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5,31(03):91-94.
[8]张勃.唐代节日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7:218.
[9]李开文,周山彦,李晓通,刘杰,陈永兵.少数民族节日体育传承路径研究:基于习俗惯制化、传承人和族群化的角度[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5,31(03):91-94.
[10]刘爽.传承人的身份认同对民族文化传承影响研究[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16.(www.xing528.com)
[11]刘爽.传承人的身份认同对民族文化传承影响研究[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16.
[12]方艳.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民俗价值观重构[EB/OL].(2010-11-06)[2012-01-14].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6408&Page=2.
[13]陈占彪.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8.
[14]阿兰·邓迪斯.世界民俗学[M].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87.
[15]解丽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建构[J],社会科学战线,2013,58(10):6.
[16]李开文,周山彦,李晓通,刘杰,陈永兵.少数民族节日体育传承路径研究:基于习俗惯制化、传承人和族群化的角度[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5,31(03):91-94.
[17]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67.
[18]马克斯·韦伯.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第2卷[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96.
[19]马克斯·韦伯.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第2卷[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96.
[20]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M].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50.
[21]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M].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15.
[22]李开文,谭广鑫,李晓通,周山彦,陈永兵.基于表演理论的纳西族“东巴跳”传承语境探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6,28(02):133-136,171.
[23]胡小明.体育人类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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