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生活的空间区位”是指人类群体栖息地所处的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44]。人类的生产、生活习俗都产生、发展于一定的空间范围，都是在一定的空间区位上体现的，因此必然会带有一定区位的地理环境因素的印记[45]。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地理位置特殊，因此云南各个少数民族所处空间环境差异较大，空间区位决定了各个民族所拥有或者依赖着不同的物质生产资料，由此造就了各个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惯及节日风俗，所产生的节日体育也就变得丰富多彩。如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文山苗族多分散生活在山区，一年一度的花山节地点一般就选择在几个苗族村寨相对集中的平坦的小山坡上进行。在节日里大家欢聚一堂，节日中的体育项目主要有爬花杆、斗牛、苗族武术、打板球等。丽江纳西族生活在高寒山区，纳西族的节日体育项目主要有东巴跳、射箭、骑马等，其民风民俗较为彪悍。而傣族多依水而居，傣族的重大节日是泼水节，节日中的体育项目主要有泼水、赛龙船、堆沙、丢沙包及歌舞狂欢等。云南各个民族在与自然环境的长期适应中，不同空间区位的民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节日体育文化。这些独特节日体育文化的形成，无不印刻着各民族对生存空间区位适应的痕迹。
（二）生产、生活节律的自然周期性
人类依自然而生存，自然给人类提供生活资源，人类要生存就必须适应自然节律获取生活资源。人类的文化创造就在于能够在自然许可的范围，创造出最有效的谋生方式[46]。自然周期以历日和季节组成的历年作为循环基础，给予人们生产、生活诸多限制。在云南，各少数民族都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其农业生产和岁时更替，气候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各个民族为了满足群体与个体的生存、发展以及精神和物质的需求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依自然形成了节日体育。如大理白族的“三月街”，三月是万物蓬勃生长的时节，也是农事繁忙的时节，其节日的主要内容有盛大的民族物资交流、赛马、竞渡、歌舞等。其物资交流是为了当地白族当年农业生产、生活需要而出现的，其赛马、竞渡、歌舞，是白族勤劳、勇敢的精神生活的展现。云南所有少数民族都以农耕为主，人们生产、生活的安排大多依据节日来划分时间段落，节日便成了自然周期的特定标志，在节日里人们注意自然时序与生产、生活实践相对应，而节日体育也往往产生于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实践，由此赋予了节日体育自然周期性特点。(www.xing528.com)
（三）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传承性
节日体育文化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一种人类生活中的精神现象。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民族范围进行体现，这就使得民间与民俗体育文化可以体现出不同的民族鲜明特征[47]。云南各民族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积累了各自丰富的民族文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节日，其民族节日的体现方式也千差万别。如白族的绕山灵（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举行）、节日体育项目“霸王鞭”。白族自称“白子”“白尼”“白伙”，汉语意为“白人”。各民族对白族的他称多达60多种，有“民家”“那马”“勒墨”等，居住在大理、昆明等地及湖南桑植一带的白族，汉语称为“民家”；居住在丽江、迪庆、怒江一带的白族，纳西语称之为“那马”，傈僳语称为“勒墨”，藏语称之为“勒波”，彝语称之为“娄哺”“洛本”“罗基颇”；贵州一带的白族有“七姓民”“九姓族”“罗苴”“龙江人”“南京人”等不同称呼。贵州威宁一带的白族，因有七姓，被称为“七姓民”。1956年11月，大理白族自治州建立。白族人民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白语是白族共同语。中国民族语言学界一般认为白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也有研究者认为白语和汉语的关系更为密切，白族并没有书面语言。大理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是唐代南诏、宋代大理国的都城。白族的“霸王鞭”是白族民间舞蹈里最具代表性和流行最广的舞蹈，它不仅在“绕山林”“闹春节正月”“田家乐”三种民俗中存在，而且在建房嫁娶或喜庆佳节中都有表演。白族“霸王鞭”充满着喜庆欢乐的气氛。霸王鞭用约1米长的空心竹或扁形木条，凿约10厘米长的4～5个孔，每孔内装2组铜钱，每组用2～3枚。它是一种摇击奏乐器，演出时持杆，以两端随舞碰击身、膝或肘发声，伴歌舞。“霸王鞭”舞蹈渗透着白族的历史变迁、宗教活动、民族习俗和文化娱乐，具有古朴幽默、典雅刚健、欢快明朗、清新活泼等特点，反映了白族人民勤劳勇敢、纯朴善良、团结进取的精神。纳西族三朵节（农历二月初八）的“东巴跳”、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苗族的“踩花山”，在这些民族节日上，体育成为必不可少的表演、竞技或者健身项目。各个民族通过依附在民族生产、生活文化之上的体育展现其民族魅力[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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