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节日体育的传承与发展

各少数民族节日体育文化系统的形成，取决于该民族繁衍生息的自然环境和日常生活交往的社会环境。在自然因素和民族、习俗、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的规约之下，各少数民族塑造出风格迥异的节日体育项目。从另一方面看，各少数民族节日体育文化力的表现，正是对所处自然环境的真实反映。任何生命体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与活动，首先必须同外界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变换，没有这些生命资源，就无法维持生命的存在形态。在原始社会，人类几乎完全依赖自然界而生存，过着“构木为巢，不耕不稼，不织不衣”的生活。《礼记·礼运》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花，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座，然后修火之利。”^[28]法国人类学家戈德利耶指出：“与其他社会动物不同，人类不仅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们为了生存而创造社会。在人类的生存中，依赖自身和围绕他们的自然，他们发明了思想和行动的新的方式。”^[29]

恩格斯曾经强调，“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30]。地理基础就是自然生态基础，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它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的水平，也影响到生产关系的现实形式。不同区域的少数民族，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其生产方式上往往有着很大的差异。如生活在草原上的少数民族以畜牧业为主；生活在河流湖泊边的少数民族大多以捕鱼、放鹰为主；在山区生活的少数民族则以狩猎、耕种、采集为生。

从表面来看，体育与地域的自然环境生态条件关系不大，但是若对人类各民族体育文化现象细作探究，仍然可以识察出深蕴此中并使其沿袭传承的生态背景基础，以及与自然生态环境、地理环境的种种或隐性或显性的关系^[31]。构成自然环境的要素是复杂多样的，对少数民族节日体育文化产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不仅包括地形、气候和水域等自然因素，同时还包括经济自然因素、政治自然因素、文化自然因素等，表现出多序列性。每一自然环境对节日体育的影响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共同影响，表现出统一性特征。不同地域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并传承着不同的节日体育及节日体育文化，进一步说，这些林林总总的节日体育生成于不同的自然资源系统。如柯尔克孜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游牧民族之一。公元前3世纪，柯尔克孜族先民被称“鬲昆”，活动的地理位置在叶尼塞河上游，自然经济以游牧业为主。马是柯尔克孜人的坐骑，是征战、运输的工具，又是他们的朋友。《魏略·西戎传》记载，鬲昆“随畜牧、亦多貂，有好马”，豢养的家畜有马、牛、羊、驼等。据《汉书》记载：“庐帐而居，随水草……产名马。”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柯尔克孜族自古以来精于马上运动，如柯尔克孜族熟练于骑马射箭、骑马拾物、骑马跨越等高难度动作，因此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

云南省位于北纬21°8′32″～29°15′8″和东经97°31′39″～106°11′47″，北回归线横贯该省南部。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一个多山的省份，高原、山地、盆地、丘陵、河谷、沟壑等地理样貌相间分布其中，各地貌之间海拔相差较大，造成生态环境类型复杂、差异极大。以云南地理环境走向进行划分，分为滇东高原，滇南高原，滇西、滇西南、滇西北高原。一般来说，云南北部平均海拔在3000～4000米；云南南部平均海拔在1500～2200米；云南西南靠边境地区地势逐渐平缓，平均海拔为800～1000米，个别地区下降至500米以下，是云南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之所在^[32]。由此，云南少数民族也随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呈现出分布广泛却相对集中的特点。分布广泛指的是各民族分布在不同区域，相对集中是指一个民族主要集中在某一区域。如纳西族主要集中在滇西北的高原山地，傣族主要分布在德宏、西双版纳等河谷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以及风俗习惯的差异，各民族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内容丰富的、形式多样的传统节日^[33]，并以其独特、奇异的生活习俗和传统保留了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遗产。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节日体育形式，节日体育是各民族古老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一个民族相对固定、神圣和重要的活动方式，而各民族的节日体育与其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自然也离不开各民族所处的生存环境，受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从发生学角度来看，节日体育是人类的行为和思维在其所直观感知的生活世界的一种形构，人的行为和所处的生态时空背景相互作用、相互解释，从而产生节日体育的意义。因此，节日体育既以区域性的山川地理为自然条件，又以民族民间节令、信仰或休闲娱乐为文化依托，其在节日里的展演便蕴含了自然生态内涵和生产生活实践的文化内涵。因此可以说，生态环境是各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节日体育是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建立的精神家园，这种精神文明成果必然会深深地带有鲜明的生态环境印记^[34]。其生态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自然现象与规律的模拟

人们不仅从自然界中获取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而且与自然界发生着种种精神上的联系。人类的文化行为，都是在特定的区域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逐步形成与发展的。云南节日体育作为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流传于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云南少数民族节日体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不同的民族对地域生态环境的适应性与选择性。云南自然环境复杂，各族民众在对不同地域生态环境的生存适应中，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的节日体育。这些节日里的体育活动大多与特定的地理、自然生境制约下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密切关联，不同程度地折射着区域性生境的种种特点。不同地域的民众在民族体育上形成的种种差异，也是节日民族体育生态特征的具体体现。

云南许多少数民族节日体育都是根据区域生态环境中常见的自然现象创造和发展的，对各种自然物习性、自然现象与规律具有明显的模拟痕迹。如带有祭祀性质的藏族转山、傣族泼水、彝族阿细跳月等。有的是生产生活实践的一种反映，如怒江独龙族的溜索、石林彝族的火把节、纳西族的老鹰抓小鸡，以及文山苗族的斗牛、母鸡抱蛋、牛抵架等。这些节日体育在一定程度上调剂着各民族的生活，有益于各族群的身心健康与精神修复，其在民众生活中的精神调节与娱乐作用是其他文化方式或者运动方式不可替代的。当然，少数民族节日体育在民族生活中的功用不仅仅体现在娱乐方面，一些游艺活动还具有传授生产生活知识、技艺，以及对社会民众进行文化模塑的作用。

以老鹰抓小鸡为例，该游戏在云南各地的少数民族节日中都比较常见，滇北一带叫叼小鸡，滇南一带多叫黄鼠狼吃鸡，滇西一带又叫母鸡抱蛋等。这种游戏是一种集体性的儿童游戏，游戏中含有情节的表演和角色的对白，而游戏情节的安排便来自各民族对所处自然环境的体验和感悟，是对自然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模拟与演示。滇南植被良好，黄鼠狼较多，黄鼠狼是一种四肢短小的食肉动物。在滇南少数民族地区，几乎家家都在山上养鸡，同时，几乎每家的鸡都被黄鼠狼叼走过。民间俗传黄鼠狼没有骨头，又一说其虽长有骨头，但可随着空间的大小而变化。因此，农家鸡窝上的气眼，无论多么狭小，都可能为黄鼠狼抓鸡留下可乘之机。而黄鼠狼抓鸡，远不只是为了吃鸡，它在时间宽松、猎物丰裕的时候，往往只喝鸡血，而不食鸡肉，这一点很像进入羊群的狼，只喝血，不吃羊肉。黄鼠狼这种贪婪的习性，使当地乡民为此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人们对黄鼠狼这一野生动物的态度是既夸大它的能耐，又厌恶它的贪婪。鸡是农民饲养的主要家禽之一，每年夏末秋初，农家都要孵小鸡。成年的公鸡和母鸡尚有一定的能力抵御黄鼠狼的袭击，未长大的小鸡则因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常常成为黄鼠狼攻击的目标。“黄鼠狼抓鸡”游戏的产生，便来自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关系的模拟。在这一游戏的表演中，黄鼠狼的扮演者初始时需蜷缩着身体蹲下来，甚至装作睡觉或作出漫不经心的姿态，这种行为既是对民间俗信中黄鼠狼能伸能缩的动物习性的模拟，又是对黄鼠狼贪婪、虚伪的本质行为的再现。游戏中，黄鼠狼与母鸡之间还有一段饶有趣味的问答式对话，实则也是以直接和隐喻的手法描述了民间如何孵小鸡的过程。游戏的结局是尽管母鸡拼命地保护小鸡，黄鼠狼还是逐个地吃掉了它们。其实，对于鸡这种动物来说，在自然界形成的食物链中，人类与黄鼠狼都位于它的上一级。因而，鸡被吃的命运是注定的。而人与黄鼠狼之间具有食物链的竞争关系。这一游戏情境化地再现了鸡、黄鼠狼与人之间的食物链关系，只不过在游戏中将人与黄鼠狼之间的关系隐匿了起来，同时将人与鸡之间的对立关系淡化了。可见，这一游戏的产生，明显地是对现实生活中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关系的模拟。在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许多游戏都是围绕着区域生境内常见的自然物展开的，一些游戏还与当地民族的生产方式有着一定的关联，具有对各种自然物的习性、自然现象与规律进行模拟的性质与特点。民族节日体育游戏折射着区域民众的生态意识，透露着一方水土上的民众对自然与社会的智慧思考与爱憎情感，是以隐喻和变形的方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界各种生物之间的关系等自然现象与规律的表达。

除了对区域内常见的自然物属性及特点的模拟，云南少数民族的节日体育还积极探究自然现象的内部规律，并进行模拟后的创新延伸。节日体育反映了各民族对自然深层次的思考与情感，映射出不同自然环境中各民族不同的生命意识。节日体育以模拟、隐喻、变形等方式诠释着当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然界各种生物之间的关系^[35]。

（二）对自然环境的积极顺应

少数民族节日体育不仅是一种竞赛型的闲暇娱乐活动，更多地体现着体育运动的性质。所谓竞赛，是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人为设定的竞争，参加者需要具备一定的资质，如速度、耐力、记忆力、技巧、用具等，参加者在比赛中不得接受外来的援助，胜者表明其在某种竞技中水平最高，能赢得人们的极大尊敬。(www.xing528.com)

云南省由于生态条件的差异，生产内容的不同，饮食结构的区别，以及由此形成的人体节律的不一致，作为调节社会生活的民间竞技活动也形成了不同的特色。《尔雅·释地》云：“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古人认为这是“地气使之然也”。地气，指的就是自然环境。云南滇北地区天高地阔，人们生活朴野，在与大自然的严酷斗争中，培养了勇武的精神。因此，如滇北地区天高山峻，香格里拉藏族人民在与大自然的严酷斗争中形成了崇尚力量与技巧之美，由此产生了角力、赛马等赛力和技巧性活动。滇南气候温和，山清水秀，农业精耕细作，人们性情柔和，灵巧，富于想象。因此，滇南地区的民间多流行智能、技巧类的竞技活动，如弈棋、投射、爬杆、跳芦笙等^[36]。比如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属热带雨林，那里气候炎热，雨量充沛，河流众多，依水而居的傣族人熟悉水性，“水文化元素”在傣族节日体育文化中发挥着核心主导作用^[37]，赛龙舟也自然成为其最具代表性的节日体育活动。少数民族节日体育除存在地域差异外，还存在由具体的小生境——如山乡与水泽，高原与平野等地理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农、牧、渔、猎等不同的生产样式背景造成的区别。特别是在特定的地域生态条件下形成的生产方式与活动，对于民间的竞技习俗有着具体而深刻的影响。少数民族节日体育最早多起源于生产劳动，人们在生产中进行技艺与体力的较量，其原动力是自我表现的欲望。通过较量，那些技艺较高、体魄强健者便成为某一方面出类拔萃的人物，从而在该群体中受到更多的尊重。自然生态条件对竞技习俗的影响是通过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反映出来的，云南地区兼具寒、温、热三带的气候特征，自然生态条件差异较大，各民族在生产内容、生活习惯、社会文化等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别，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间节日体育活动^[38]。

以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区域性的自然、地理等生态环境因素对于地域与少数民族节日体育的生成与演化具有深层的制约与影响作用，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但是，我们必须还要看到，少数民族节日体育的形成与分布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文化现象，除了自然生态环境因素之外，还同时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与各民族民众的生产生活以及精神信仰等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囿于本书的研究角度，对于这些因素的作用与影响，不再一一展开论述。

（三）对信仰意义的转换

人是文化的动物，也是符号的动物。人类的一切文化成就都是文化符号活动的结果。符号活动遍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者说，人类所有的文化现象或精神活动，都是运用符号形式来表示的人类的种种经验。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对人类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进行过大量的考察和研究，他指出：“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如果用‘理性’来界说人的定义，乃是以偏概全，以部分代替全体。人类生活在文化世界之中，所有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人的特点就在于能以符号形式来‘解释’世界，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39]。”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他强调，人主要是通过符号活动而表现其特点的，人是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也认为，个体生活和群体生活通过文化符号和符号系统的作用而形成意义结构，并且对这个意义结构设定共享、修正和再生^[40]。对于少数民族节日体育来说，自然物不能构成文化，但人们对其产生了崇拜等感情，便成了文化，人们对自然物崇拜的一系列具体的行为、仪式以及传达的信仰意识等，也都变成了文化。也就是说少数民族节日体育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自然物—人—文化转化的过程，并最终形成文化信仰，深植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中。

云南少数民族的信仰包括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和祖灵崇拜。任何一种崇拜，最终都要具体化为某些行为，身体活动或者身体运动也是各种崇拜元素的重要表征符号之一。自从人类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之后，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就具有了二重性：一方面，人类与自然界具有依存关系，生存本能使人类意识到，无食则饥，无衣则寒，而自然界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人类生存的衣食之源，大自然是宽宏的施予者。同时，人类的生存不仅依赖于自然界的施予，其发展也需依靠自然界，需要以自然界为依托来发展各种作为人的素质和创造的能力。另一方面，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这种紧密的依存关系，又使自然界成为人类生存的异己力量。大自然在提供给人类种种生存与发展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危害、威胁人类的生命和财产，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精神上的压力与恐惧。与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认识水平相一致，原始人类的思维活动也是很简单的，他们无法解释周围世界的季节变换、雷电风雨以及人类自己的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遂以为在冥冥中有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力量在主宰着自然界的万物，控制着万物的盛衰荣枯，令其既可以造福于人类，满足人类的生存需求，也可以加害于人类，将人类置于死地。如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高山、大川、洪水、猛兽等在人类没有能力制服它们，使它们为人类利益服务前，都能给人类以致命的打击。由于生产力低下，各族人们的思维尚处于萌芽的阶段，对种种大自然现象既无力制服又无法理解，只能怀着惊恐和神秘的情绪，臣服在大自然的脚下，对其顶礼膜拜，并企望通过种种崇信仪式，能将大自然中的“异己”力量转化为“顺己”“助己”力量。原始初民对自然界万物崇信的信仰意识就这样进行了转化，进而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如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彝族认为天是公，地是母。因此，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二或正月的鼠日这天为祭天的日子，都要敬天神，以祈求天神风调雨顺，消灾免难；正月初要祭地母，以祈求地母保佑丰收。彝族人将祭地母称为祭米斯，其仪式是用一树枝代表米斯，敬献以鸡血和鸡毛，祈地母保佑五谷丰登。祭地母仪式一般在每年农历的二月初八进行，人们携带腊肉、猪心酒、饭等祭品到田边，焚香祈祷，撒些祭品到田中求地母保佑秧苗出得齐、长得壮，祭毕才下种。在云南白族传统节日“绕三灵”期间（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村村寨寨的男女老少身着盛装对苍山脚下的本主进行朝拜和祭祀，把本主请出神龛用花轿接回村寨，安放在公房神台上；随后，男女老少在广场上举行耍龙、舞狮、踩高跷等活动，祈求本主显灵保佑。云南省弥勒市彝族支系阿细人的火把节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举行，节日当天姑娘和小伙子都手持火把，排成两条火龙在山里或广场上来回奔跑，以示驱除隐藏在村里或者山里的恶魔，最后大家围着篝火跳起欢快的“跳月”舞蹈；次日，男女老少都集中到摔跤场观看男青年的摔跤比赛。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苗族的爬花杆是为了祭祀祖先而产生的一种竞技活动，爬花杆分为祭杆、爬杆、闹杆等环节，谁用时最短、动作最漂亮，谁就是冠军；冠军能赢得姑娘的青睐，能获得谷物种子、牲畜等物质奖励。不同的生态环境决定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生存生活方式，自然生态环境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决定和培育着不同民族的文明样式。节日体育既是一个民族生存生活方式的反映，更是一个民族社会文化心理的缩影，节日体育通过各种各样的身体活动将自然物与自然现象进行社会化转换，深刻诠释着各民族对生态环境的理解与认识^[41]。

遍览各式各样的节日体育项目可以发现，多数节日体育都取自自然界。在这一思想观念的统摄下，某些有生命或没有生命的物体通过人的活动（运动）获得了特殊的“生命”，具有了动人的灵性，于是节日体育便成了人与自然、图腾及祖先对话的中介，成为各民族企图支配或求助于这些自然事物的物态表象。然而这种转化是在特别的民族语境中进行的，以借代的形式将各种信仰、思想隐性或显性地表达出来。所以，当地节日体育所承载的意义，只有深入该群体文化之中才能理解。

从云南生态区来看，其生态分布有亚热带（东部）湿润常绿阔叶林生态区，季风热带北缘热带雨林生态区，高原寒温性针叶林、草甸生态区，高原亚热带北部常绿阔叶林生态区，高原亚热带南部常绿阔叶林生态区。云南各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界的交往过程中，不断进行磨合、适应，在此过程中触动了人类生命体中的生物本能，由此触动各民族生成了具有生态意义的少数民族节日，试看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气候，不仅塑造了美丽的热带雨林自然景观，那里水的柔美，自然的包容也刻画出了傣族人们豁达的胸襟和柔情。傣族的“泼水节”活动中“水花绽放，傣家狂欢”，水与傣家人融为一体，水带给人们美好祝福，水是爱情的代表，是祝福的象征，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云南丽江的纳西族生活在高原型西南季风气候区，境内山河交错、峰奇谷秀，纳西族“三朵节”的“东巴跳”以奇异多彩的民族文化与丽江山水融为一体，表达了纳西族的开放、大方及兼容并蓄的民族个性^[42]。

云南节日体育文化丰富的底蕴，是地理生态环境孕育的也是各个少数民族的生态审美意识建构的。当然，从民俗建构的过程来看，除生态环境因素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着节日体育文化的性质与特点，诸如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时代因素等等，但生态环境因素是节日体育文化构建的重要基础。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赖以生产生活的基础，制约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规约着人类的精神生活以及所创造的节日体育文化模式^[43]。

总之，云南节日体育是以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民俗节日为时间节点，以运动项目为载体，展现一个民族独特的自然生态及生产、生活实践的文化行为体系，具有浓烈的生态意向。由于云南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千差万别，各民族的发展历史、思维模式、行为规范等也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各地的节日体育活动也表现出鲜明的个体特点。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发现，云南节日体育往往出于对自然现象与规律的模拟，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积极顺应，对信仰意义的转换等生态特点。对于云南节日体育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将有助于当地节日体育的生态传承，增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