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人格理想：君子小人对比

君子小人之辨确实是儒家学说中最核心的问题。儒家是人学，是关于人的生命的学问，它所有的思想义理都是围绕怎样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而展开的。这个“人”最高的人格典范是圣人，孟子说“仁且智，圣也”（《孟子·公孙丑上》）。就是说，圣人是一个具备了仁爱与智慧的人。但圣人既要“内圣”，也要“外王”，就是说既要有崇高的内在道德修养，也要有在社会上的丰功伟绩。所以，圣人几乎就是神人，是难得一见的。而仅次于圣人的人格理想就是君子了。由于儒家是一种入世的学说，是一种成人之学，所以它最重要、最核心的人格理想还在于怎样成为一个君子。所以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可矣”（《论语·述而》第七）。据杨伯峻先生统计，“君子”一词在《论语》里出现了107次，在《孟子》里有82次，在儒家经典《易传》里有84次，由此可见“君子”问题在儒家学说中的重要分量。

关于君子与小人的判别，按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君子是道德的、建设性的，小人是不道德的、破坏性的。从这个思路出发，在我看来，君子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正”字。所谓“正人君子”，正义、端正、正派，正心诚意，“名不正，言不顺”，“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等等，都是从君子的这种“正”的特质衍生出来的。而它的对立面小人就是不正、不端、邪恶的。

那么，君子的“正”主要体现在哪里？在我看来，君子之“正”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君子要具有一颗“正”的心——仁心，君子是以仁爱之心对人、对社会、对世间万物，具有仁心仁德。儒家是仁学，以仁为核心，所以君子作为它的人格理想当然必须充分体现这个“仁”字。而儒家的“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也就是要“正心”后，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格物、致知、诚意”之后还要“正心”，也就是具备了仁心后才能进一步讲修身，接着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对家、国、天下有作为、有贡献的仁人君子。

其次，君子要有“义”，要讲正义、讲道义、讲担当。孔子讲“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面对“义”和“利”，君子始终考虑的是“义”而不是“利”。假如不符合道义的话，就是能得到富贵，君子也视若浮云。而孟子则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讲“养我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面对非正义的诱惑和磨难，君子表现的是刚正不屈和正气凛然。正因为君子的这种难能可贵的特质，所以，君子才堪负重任，可以托付大事，就是曾子讲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

第三，君子要有“学”，要好学、博学、有学问，“博学于文”。古代的士要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讲“诗书礼乐以造士”。君子是好学之士，“学而时习之”，“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由好学、博学从而使君子成为智者。君子的“三达德”就是“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所以君子既是有道德操守的人，也是有广博学问的人。

第四，君子要有“礼”。要温文尔雅、谦恭有礼，要“修己以敬”，“约之以礼”，“不学礼，无以立”，“色思温，貌思恭”。可以说，如果仁、义、学是君子的内在品格的话，那么礼就是君子的外在修养，而且这种内在品格和外在修养是紧密联系、内外兼修、同时具备的。“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礼是由内在的仁心和学问向外自然透出的一种修养。

总之，君子作为一种人格理想是完美的，具体表现在方方面面也有非常细致的要求。正如孔子所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尽管不容易达到，但也要通过“吾日三省吾身”不断地努力，从而在道德和学问上逐渐进步至于完善，成为君子。

至于“小人”，《论语》里提到了24次，大多是作为君子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等等，从而映衬出小人不仁不义等道德特性。

但君子与小人最初的分界只是针对社会地位而言，道德的含义是引申出来的。君子最初指的是贵族、统治者等处于社会高位的人，而小人则指的是处于社会下位的平民百姓，所以，君子在《论语》中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有位的人，另一个是指有德的人。儒家认为，处于高位的君子的德行应是普通百姓学习效仿的典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君子之德就像风一样吹动影响着草一样的百姓之德。正因为君子、小人有这种道德上的高低之分，后来才延伸出只具有道德意义的君子、小人。而“政者，正也”，当政者就意味着自己本身就该是正人君子，作为平民德行的典范，引领着社会道德风气。儒家的理想追求是“内圣外王”，对内追求成为有德行的圣人君子，对外追求成为有作为的王者统治者。同时，儒家也是主张推行仁政的，认为一个有高尚德行的正人君子成为统治者，国家社会才能正气清明、仁爱和美，从而实现儒家仁政下的理想社会。

学术界曾有人提出儒家应该可以作为一种统治当今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由此继续推行儒家的仁政。我个人觉得，儒学在今天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应该是它作为仁学和成人之学，带给我们的仁爱温暖、宽厚博大和文明优雅，而不是作为一种统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德行高尚的“内圣”并不必然导出君临天下的“外王”，从“内圣”到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的“外王”，中间还需经过许多现实的操作和境遇才可能实现。所以孔子终其一生只是一个圣人，一个大教育家、思想家而不是一个君王。但是，要成为君临天下的“外王”倒是需要具有德才兼备的“内圣”才能服人，才能走得好走得远，实现长期执政长治久安。所以，儒家的永恒核心价值、君子的人格理想追求就应该体现在这里。

作为一种成人之学，儒家体现的是一种贵族性文化，它非常注重人文修养，提倡温、良、恭、俭、让，对于竞争也是颇具风度、文质彬彬的，“其争也君子”，非常文明优雅。所以儒家的君子人格理想是高尚美好的，它对于我们社会的人文教化，对我们个人的品格修养是非常有价值的。虽然要实现这种人格理想不容易、有难度，但作为一种社会人生理想，我们对它的向往和不懈追求，既体现了人作为万物之灵的尊贵性，也提升了人的生命价值意义，所以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都是很有意义的。(www.xing528.com)

问：“真小人”与“伪君子”哪个更好？希望点评一下。

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区别是一个道德与非道德的问题。正如刚才所讲，君子的内在品格和外在修养是必须同时具备的，而且内在的仁心占据核心地位，是礼的根本：“人而不仁，如礼何？”没有仁心，怎么可能谈得上礼？礼是由内在的仁心和学问向外自然透出的一种修养。

“真小人”应该指的是没有刻意标榜伪装仁善的不道德的人，而“伪君子”则应该是指那些刻意标榜伪装仁善但实际上也是不道德的人。应该说，这两种人都不好。缺乏仁心而外在表面却伪善，那其实本质上不是君子而是小人，也就是伪君子。从理论上说，伪君子与真小人的区别在于更具欺骗性和迷惑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伪君子对社会的破坏与伤害确实比真小人更大。

问：西方提倡个人自私自利地追求发财致富，不提倡君子的“义”只追求利，但最后却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得到增加，如何看待个人的“恶”成就了公共的善？

我想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儒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儒家是重义轻利的，所以儒家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么儒家对社会经济发展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认为起阻碍作用的：马克斯·韦伯就认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像欧洲那样得到发展，跟儒家思想的制约作用有关系，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儒家的君子缺乏西方清教徒那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强烈的激情”和“天职思想”。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儒家对社会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余英时、杜维明两位先生都认为，儒家伦理对商人的经营管理、为人处世等有着深刻影响，是商业伦理“贾道”的重要来源，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有促进作用。

应该说，这三位大家在某种程度上恰好从正反两面阐明了儒家的局限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儒家的重义轻利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抑制了人们对资本财富的追求，从而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但是，儒家反对唯利是图等原则伦理却往往成就了更大更长远的“利”，这种伦理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商业伦理“贾道”，从而对东亚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确实，有西方学者就像中国的荀子、韩非子一样，主张人性是恶的，像霍布斯就认为原始自然状态下“人对人像狼一样”，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但近代西方却发展了资本主义。其实这里除了肯定个人对“利”的追求的正当性外，西方的新教伦理以及契约精神也起了重要作用，并不是像你所说的不要君子不要“义”只追求利。

问：“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否可以理解为当政者应该追求规则正义，小民老百姓则要追求金钱利益？

在我看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不是分开地说“义”是君子的，“利”是小人的，所以我等百姓小民追求利就行了。假如现实中你要这样做的话，其实是把你自己放低，有点自甘堕落的意思了。因为一方面，儒家是倡导有教无类的，它提倡君子的理想人格追求，是希望人们可以通过教育和自己的努力改变自身的身份地位；另一方面，儒家也希望人们能够通过人文修养，提升个人自身的人格精神境界，从而体现人的尊贵性，彰显人的生命价值。所以，君子作为一种积极向上的理想追求，我想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社会都是很有意义、具有永恒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