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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文化精神:开放、多元、包容

时间:2023-11-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佛教原是古印度的宗教,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后逐渐本土化,尔后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一支。可以说,开放、多元、包容是盛唐文化精神的核心,是唐朝强盛且富有国际影响力的根本原因所在。“英雄人格”的开拓创新特性,往往可以让人成就一番大事业,而“浪漫精神”的超越舒展特质,则往往能带给人以乐观、自由和美好希望,这不能不说是唐朝的文化精神之所以令人神往的重要原因。

盛唐文化精神:开放、多元、包容

(一)开放、多元、包容

作为“中国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69]唐朝对世界展现了一种全方位的开放包容姿态,万邦来朝,礼遇各国,接纳侨居人士,中外通婚,如此种种。而在思想文化上也体现了一种开放、多元、包容的精神。

学术界一般认为,唐朝的兴盛“与以儒治国有密切关系”[70]唐高宗“故好儒臣”,唐太宗则宣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间,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慎所好》),并明确以儒家的“人本”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方针,提出“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贞观政要·务农》),还钦定了儒家的“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作为科举取士的依据。“以儒治国”的治国方略使唐太宗治理下的唐朝呈现“贞观之治”,从而奠定唐朝兴盛的基础和走向,之后,唐玄宗又沿用了这一治国方略,创下“开元盛世”的空前繁荣。

在崇尚儒家、“以儒治国”的同时,唐朝历代帝王也以开放、多元、包容的精神,对佛、道二教极力扶持,由此极大地促进了佛、道二教的蓬勃发展,使唐朝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佛教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佛、道二教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文学建筑宗教文化艺术在唐朝也得到全面空前的发展。

佛教原是古印度的宗教,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后逐渐本土化,尔后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一支。它最初依附和借助道家玄学,到南北朝时期才在中国扎下根基,走上独立发展道路。隋唐时期进入鼎盛发展期,不仅自创各种宗派,也充分融入中华本土文化,并对儒道两家产生极大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干之一。

佛教在唐朝得到历代帝王礼敬与扶持,玄奘取经回来,备受唐太宗恩宠;义净西游取经回来时,武则天亲迎­于洛阳上东门外。在历代君主的扶持和众多饱学之士的潜心研究下,佛教在唐代得到空前发展,创立出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净土宗、真言宗等多个影响深远的宗派,从而使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诞生于汉末,崛起于魏晋,成熟于南北朝,发展于隋代,繁荣鼎盛于唐代。道教在唐代被视为国教,李氏王朝尊老子为祖先,唐朝历代帝王尊奉老子和道教。唐高祖平定天下后,两次到终南山道观拜祭老子;唐太宗敕道教排名位于佛教之前,并把老子追尊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则亲自注疏道家经典《道德经》,并以《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开科取士,还让公主嫔妃入道并为其立道观。由此全国道观林立,道徒众多,盛况空前。而在义理上,成玄英、司马承祯等一批知识精英出身的道士,则把道教的丹道学从服食丹药的外丹术发展成为注重精神修炼、重玄学的内丹术,从而使道教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应该说,唐朝在思想文化上对外来文化以及儒、道、释三教兼容并包后所呈现出来的恢宏大气、开放包容、自由宽松的精神气质,充分体现了一个大国所应有的文化气象,而这种气象正与它的社会经济的富强相匹配。唐朝之所以有万邦来朝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然与此密切相关。可以说,开放、多元、包容是盛唐文化精神的核心,是唐朝强盛且富有国际影响力的根本原因所在。(www.xing528.com)

(二)务实理性与超越感性兼备

儒家文化是务实理性的文化,它重视人的社会性、群体性和伦理秩序稳定性;而道家文化、佛家文化是超越现实追求的文化,道家重视人的个体性、自由天性,追求自然玄远,佛家则追求精神的超越现实。所以可以说,儒家的“实”与道家、佛家的“虚”渐次完整地构成了中国文化从基于现实、务实理性到超越现实、浪漫感性的不同层面和境界追求。而唐朝在思想文化上兼容儒道释,这就意味着兼备了务实与浪漫、理性与感性的社会文化品格。假如说,儒家的务实理性精神成就了唐朝政治成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话,那么,道家、佛家的超越现实追求则慰藉和滋养了唐朝人的心灵,提高了唐朝人的精神境界,开阔了唐朝人的胸襟,成就了唐朝人的浪漫感性,形成了盛唐时期自由宽松的文化气质和社会氛围。

(三)英雄人格与浪漫精神齐具

相比于中国历朝历代,我们应该说,唐朝人的浪漫感性是较为突出的。这种浪漫感性借用冯达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英雄人格或浪漫精神”[71]。它“凸显的是人的天生才情,人的好奇心想象力”,而才情、好奇心、想象力均驱使着人们超越日常的既定伦理和事理,从而使人们的个性“肆无忌惮的敞开与张扬”,对天外世界则有着“天真烂漫的敬仰与追寻”,由此使唐朝人“更外向,更野性,更具激情与活力,更富创造性与开拓欲”[72]

事实上,正是这种富于“创造性与开拓欲”的“英雄人格”使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强盛国势;而“浪漫精神”则不仅使李白等诗人创作出一首首想象丰富、浪漫恣肆、意蕴深远的诗歌唐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更有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故事,成为这种浪漫精神的千古绝唱,并由白居易长恨歌》的浪漫叙述,引发人们对这一错位美好爱情的同情与惜叹,也成为“浪漫精神”的绝好注脚。

富于创造性和开拓欲的“英雄人格”无疑是充满激情和力量的,它凸显了人的原始活力和生命力,展现了人的血性和野性的一面;而追求超越的“浪漫精神”则无疑更富于文化意味,它舒展了人的天生才情、创造力和想象力。“英雄人格”的开拓创新特性,往往可以让人成就一番大事业,而“浪漫精神”的超越舒展特质,则往往能带给人以乐观、自由和美好希望,这不能不说是唐朝的文化精神之所以令人神往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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