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助推深圳经济发展

文化与经济有着密切关系，文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具有促进和制约的两面作用。深圳作为一个以经济特区起步的创新之城，它的城市发展和社会经济建设的傲人成就，与它倡导深具儒学特质的改革创新、拼搏进取等特区文化密切相关。在国际竞争和城市竞争激烈、经济实力比拼十分重要、保持经济繁荣发展仍是当下深圳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的情况下，本文探讨儒家文化与深圳文化创新发展问题，有必要探讨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

对于儒家思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学界历来大致有两种对立的观点：

第一，韦伯的消极说。20世纪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儒家的理想人——君子，缺乏西方清教徒那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强烈的激情”和“天职思想”：清教的理性伦理是“为上帝及其正义而奋斗”，清教徒出于禁欲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将其所得作为资本重新积极地投入到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中”。而儒家则未能“从禁欲角度突破对待财富的态度”，除了“享受有钱本身的荣誉与快乐”外，财富是“高尚地”“合乎尊严地生活”的重要手段，“君子是美学价值”，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了无缘分”^[42]。

第二，余英时、杜维明的积极说。对韦伯的观点，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余英时、杜维明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大背景下，对此得出相反结论。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正面回应了韦伯的问题，并进行了系统的批驳。首先，“没有充足的证据相信资本主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必经的阶段”；其次，韦伯没能考察儒学的重要阶段——宋明新儒学，以及此后士商阶层的融合渗透，从而对儒家作出了全面的误读，犯了“全面判断的基本错误”。他以一个史学家的翔实史料和严谨考证后得出结论，认为儒家伦理除了基于现世的内在超越与清教徒外在超越的宗教取向不同外，两者并无二致，儒家的敬业勤俭、社会责任感、诚信不欺等伦理对明清时期商人的经营管理、为人处世等有着深刻影响，是商业伦理即“贾道”的重要来源。^[43]

杜维明则在《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一书中回应了韦伯的问题，并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儒家思想与经济的关系。他区别了政治化儒家和儒家伦理，认为政治化儒家作为一种“形式的儒学”和政治意识形态，“必须加以彻底批判，才能释放一个国家的活力”；而儒家伦理“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积极参与集体的福利、教育、个人的进步、工作伦理和共同努力”，“对于新加坡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44]也就是说，儒家伦理对新加坡经济腾飞有积极作用。

应该说，这三位大家从各自的学术角度，恰好从正反两面深刻地阐明了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www.xing528.com)

一方面，作为一种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学统和文化，儒家思想当然有其利国利民的重大价值，这就是余、杜两位先生所说的，具有敬业勤俭、社会责任感与诚信等“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的儒家个人伦理。正是这种独特的伦理形塑着东方人的生活方式，并对中国历代商贾的成功及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商成为对既具备儒家个人伦理特质又经商成功的商人的理想典型和最高赞誉。

但另一方面，传统儒家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和不注重实务的官僚主义“形式的儒学”的一面，一直以来确实束缚和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从而也使五四运动的人们举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虽然韦伯基于西方学者的立场，略嫌片面地解读了儒家思想，但他所描述的“字斟句酌、词藻华丽、旁征博引、纯正细腻的儒学教养，这一切被奉为高雅之士的谈吐典范，一切实际政务则被拒之门外”^[45]——这样只具有“美学价值”、只会空谈不擅实务的传统儒家士大夫形象，未尝不是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形式的儒学”空谈误国的一面。而深圳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飞速发展以及在改革创新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在解放思想、倡导“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破除这种传统空谈积习，打破旧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对经济发展和人才成长的束缚，并改革建立一系列新的体制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出社会经济发展活力和人才的创造力后取得的。

因此，在保持经济的繁荣发展仍是重要课题的当下深圳，在探讨深圳文化创新发展以及“创新性发展”儒家文化之时，注意区别杜先生所说的“政治化儒家和儒家伦理”，并“彻底批判”政治化儒家的“形式的儒学”，打破官僚主义对经济发展、人才成长的束缚，铲除腐败现象，最大限度地释放经济活力和人才的创造力，给深圳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才成长以更大的自由空间，应是保持深圳经济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超强的包容性与生命力，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文化源泉。在深圳文化创新发展上，我们应该继续以开放、多元、包容的姿态对待古今中外一切文化，尤其是要全面充分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和智慧，进一步营造自由宽松的社会文化氛围，释放个人的才情活力，提升城市的人文精神高度，培植和拓展有益于社会发展以及个人聪明才智、生命力和创造力发挥的氛围空间，从而使深圳在更丰富、更高层次的城市文化基础上，继续开拓创新，再创辉煌。

（本文发表于《深圳文化发展报告》（2019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