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特质：刚健进取、责任担当、仁爱优雅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于道家、佛家、墨家、法家等其他类型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具有刚健进取、责任担当、理性淑世、仁爱优雅等形象特质。

（一）刚健进取、自强不息

与道家的自然无为不同，儒家倡导的是积极进取的社会人生态度。从《周易·象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泰伯》^[27]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到《孟子·滕文公下》^[28]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公孙丑上》的“养吾浩然之气”，再到《论语·子罕》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等，儒家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积极进取、刚健正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文化气质。

（二）家国情怀、责任担当

与佛家的出世解脱不同，儒家是积极入世救世的，它始终具有一种饱满深厚的家国情怀，对国家和社会深怀责任感，它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以此作为人生的价值意义和毕生追求。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范仲淹则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顾炎武更是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此种种，儒家由此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对家国社会和天下苍生的深深责任与大担当。

（三）理性主义、博学淑世

与道家“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老子》第十九章）所表现出来的非理性主义与解构主义姿态不同，儒家对社会人生所持的是理性主义和淑世主义的态度，尊崇的是“仁且智”（《孟子·公孙丑上》）和“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颜渊》）。它提倡“知者不惑”（《论语·子罕》），提倡“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认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以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和“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论语·雍也》）。透过这种理性主义和淑世主义姿态，儒家所展现给我们的是博学睿智、优雅有礼、坦荡仁爱的君子风范。

（四）温文尔雅、贵族气质(www.xing528.com)

与墨家为了纯粹节俭而反对“繁饰礼乐”（《墨子·非儒下》）、提倡“节用”“非乐”不同，儒家非常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特别是孔子与春秋时代的早期儒家，把诗、书、礼、乐作为成就“君子”“士”的必要方式。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早期儒士的必备功课。《礼记·王制》中说，“诗、书、礼、乐以造士”。孔子认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崇尚“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认为“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孔子诗论》），诗是言志的，乐是娱情的，诗、礼、乐是人能够有尊严地立足于世以及陶冶情志的基本方式和重要途径。而在这其中，礼乐的根本是“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没有以仁为基础，如何谈得上礼乐！对于礼乐，最重要的是能发自仁心而不是讲究奢靡的繁文缛节：“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礼作为一种外在形式，它宁可固陋也不可骄奢“繁饰”，如此才能显得谦逊有礼。但最重要的是要有仁爱内涵，从而由里及外透出礼乐教养带来的温暖、愉悦与优雅，而不是外在奢靡的形式。

由以上我们看到，儒家所心仪和追求的理想君子风貌，是温文尔雅和彬彬有礼，是能够“仁、义、礼、智”内外兼修，是“腹有诗书气自华”，是具有良好人文教养和气质风采。儒家认为，具备了这样精神风貌以及人的高贵尊严的君子，他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保持“不惑”“不忧”“不惧”，睿智、乐观、淡定，这种高贵的气质风采使他即便是居于陋室也能让陋室蓬荜生辉，焕发出光彩，从而使陋室“何陋之有？”（《论语·子罕》）而当面对简陋的生活时，他也能够泰然且乐观处之，体现“孔颜乐处”的淡泊与宁静：“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更能够以高度融合自然与人文、“天人合一”的“曾点气象”，作为人生理想的生活方式与情调乐趣：“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

高扬人的尊严和气质风采，重视人文教养和精神追求，这应该是儒家区别于诸子百家的突出特质，也由此使儒家文化具有了贵族性的重要特征。在这样一种贵族性礼乐文化的熏陶下，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春秋时代常为后世所想慕与敬重。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29]

（五）博爱仁厚、人文追求

同样，与法家把社会一切诉诸律法的冷漠性与强制性不同，儒家以“仁”为核心，是“仁”学，对己讲“为仁由己”（《论语·颜渊》），肯定每个人都具有一颗向善的、仁爱的心，后天只需自我自觉地发扬光大这一仁心即可，“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做好自己，没有外在强制性的压力和不悦。对他人对社会则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还讲究礼、“立于礼”。由此，除了显示出博大仁厚、温情关爱而不冷漠，还显得彬彬有礼、温文尔雅有教养。

儒家提倡“内圣外王”，虽然与法家相比，这种“礼治”模式过于充满温情、理想而缺乏实操性，也缺少公共道德底线的具体设置，从而往往流于空想，但是，正是儒家的这种人文道德理想凸显了人世间的博爱温暖与文明优雅，给予人成仁向善的轻松自在感和高度信任感。而它还重视“乐”，讲“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讲“成于乐”，把音乐带给人的美好感受和意境作为人生的最大乐趣；还期望“咏而归”的“曾点气象”，从而把人的生命情调、精神人文境界作为人生的理想追求，由此提升了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

法是平等划一和理性冷峻的。一方面，它以务实、理性、工具化的法治统一了人们在公共领域中的道德底线，保证了人们的平等权益，从而维护了社会的公共秩序，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法也是冷漠无情的，它不但无法统摄人的生命情感、建立人的道德理想、显示人的精神价值、提高人的人格情操，更无法涵盖人的人文精神境界追求。但是，儒家所重视、高扬和追求的恰恰是这些东西，换句话说，儒家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的人文价值和精神境界追求，正是儒家这种人文价值和精神境界追求，一方面体现了人作为万物之灵的尊贵性，另一方面也拓展了人们生活的宽度和高度，从而使人类文明的一切美好不至于被工具化和扁平化的法治理性所消解和湮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儒家文化将具有永恒的价值。^[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