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文化：妇女问题与社会制度

所谓妇女问题，在冯友兰这里指的是，由于结婚和生儿育女使女子不能与男子一样，家庭与事业兼而有之，而如鱼与熊掌般不可得兼。而之所以产生妇女问题，归根结底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由此出发，冯友兰把传统旧时的社会称为“以家为本位底社会”，而现代的社会则为“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妇女在这两种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与价值标准迥异。

（一）以家为本位底社会

冯友兰所指“以家为本位底社会”是一切以家为中心、生产自给自足的社会，“所有一切人与人底关系，都须套在家底关系中”^[167]。在这种社会制度里，妇女的社会人生价值均在家中：“女人出嫁则为妇，男人出仕则为臣。……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一般底女人在夫家应负义务大概是上则事亲、中则相夫、下则教子。……一女人既为妇，即无暇自事其亲，而只可事夫的亲。……善事其夫的亲者是孝妇，善事其夫者是良妻，善教其子者是贤母。孝妇、良妻、贤母，是每一个女人所应取底立身的标准。”（第66-67页）这里界定了传统妇女的职责义务与作用标准。

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女人完全是家里人。……女人活动的范围，未嫁时不出其母家，既嫁时不出其夫家，‘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所谓三从是也”（第67页）。在这样的社会里，“就社会地位说，女人是低于男人一等的。……‘面条不算饭，女人不算人。’女人之所以不算人者，因其完全是家里人也。……所以父母看她是‘别人家的人’，是‘赔钱货’。女儿是‘家里人’，不能到社会上活动，所以父母看她是‘不中用底’。《韩非子》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第68页）通过冯友兰的阐述，传统旧时社会的妇女命运之低下悲催跃然纸上，令人触目惊心。

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一方面，“家是经济单位……是人的一切”（第69页），所以婚姻的离合不是男女两个人的事，而是“一大家人的事”。“他结婚不是他自己结婚，而是他的父母娶儿媳。”（第70页）而另一方面，由于男主外女主内，女人完全是家里人，除了做孝妇、良妻、贤母外不能到社会做事，所以，妇女体现社会人生价值只能“随夫贵、随子贵。……‘五花诰封’，即社会承认之表示也。……如其夫或其子做了‘光禄大夫’，她亦自然是‘一品夫人’。”（第75页）国家社会对作为家里人的妇女有相应的封赏，从而体现她的角色价值。

由此，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女人以辅助夫君、生儿育女为己任，她的社会人生价值在她的丈夫、儿女身上得以体现，而国家社会则最高以“五花封诰”对她的工作努力予以承认与肯定。在这样的社会里，女人的天性与社会对她的价值评判相一致。她在家“雌伏”不但天经地义，而且丝毫没有痛苦可言。因此，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没有儿童问题，亦没有妇女问题”（第78页）。

（二）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www.xing528.com)

由于产业革命，“这个革命使人舍弃了以家为本位底生产方法，脱离了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经过这个革命以后，人用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行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制度”（第39页）。进入工业社会，产业革命使社会制度从“以家为本位”进化转变为“以社会为本位”。

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里，“人的生活由家庭化而社会化。人离开了他的父母，而独立生产、独立生活。因此他的为子的责任减轻了许多，他的妻为妇的责任亦减轻了许多。……因此他可以‘自由结婚’，他的父母也让他‘自由结婚’。……在这种情形下，妻已不是夫的‘内助’，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妻对于他在许多方面已不能助、不必助了。在这种社会制度里，女人的为妻的责任亦减轻了许多”（第71页）。总之，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里，妇女事亲助夫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改变，家庭责任得到了减轻。

生活的社会化也使女人走出了家庭。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里，女人“由‘家里人’变而为社会底人，可以同他一样地有独立底技能，有独立底财产……但两人所做底事，可以各不相同，两人的财产可以各不相干。假使女人都能完全到这个地步，社会上即无所谓妇女问题”（第71-72页）。冯友兰看到，妇女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工作并实现经济独立，是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途径。

但事实上，由于女人生儿育女的天然特性，妇女不可能完全离开家庭，所以有了儿童问题，也有了妇女问题：“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冲破了家的壁垒，把男人完全放出来，但未把女人完全放出来……此所以有所谓妇女问题。女人所以不能完全从家里放出来者，因其为母的责任，尚不能减轻，因为对于她的儿女，除了她自己养育外，没有办法。……因此有所谓儿童问题。所谓儿童问题与妇女问题，是有密切底联系底。儿童问题如解决了，妇女问题亦即跟着解决了。”（第72页）这里，冯友兰深刻看到，儿童问题是妇女问题的症结所在。女人之所以不能与男人一样在社会上做事，是因为她还负有养育儿女的责任。所以妇女问题的存在关键在于儿童问题，解决妇女问题关键在于儿童问题。

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里，根据支配方式还分为两类：“一是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者，一是生产社会化支配亦社会化者。”（第72页）“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有儿童问题，亦有妇女问题。在生产社会化支配亦社会化底社会里，儿童问题解决了，妇女问题亦自然解决了。”（第78页）这是因为，在生产社会化但支配仍家庭化的社会里，“养育儿童，仍须在家里”（第73页），养育儿童仍是家庭的职责，由此女人还必须在家里当良母，而良母的职责则直接妨碍了她在社会的工作。由于社会化已走出家庭的妇女已受了“蛇的诱惑”（第77页），社会工作带来的经济独立与个人自由等已深深吸引了她，在这种情况下，还让她死心塌地在家“雌伏”，已是不可能的事。但结婚生子是她人生的必经之路，是她的“天性”所在。由于社会还未发展到支配社会化的程度，因此，儿童养育问题便成了她在外“雄飞”的绊脚石。致力于事业，与致力于家庭，已成为相冲突的两码事。前者能体现她的社会价值，后者只是顺应她的天性。这二者的“分道扬镳”，使她痛苦徘徊，社会由此有了妇女问题。但在“生产社会化支配社会化”社会里，不仅“有养育儿童底机关，不以得利赚钱为目的”，并且“女人生小孩子之前后，皆可予以特别优待”（第78页）。所以，儿童养育问题已由社会去解决，妇女的生儿育女不但不会影响她在社会上“雄飞”，而且她由此还可得到社会的特别优待。在这个一切皆以公益“不以得利赚钱为目的”的社会里，妇女不但可以结婚生子，还可以在事业上与男子一比高低，由此妇女问题遂而解决。因此，为使妇女走上社会，参加工作，就必须解决儿童养育问题，儿童养育问题的社会化是解决妇女问题的重要前提。

由上我们看到，冯友兰从妇女问题视角精辟地阐述了由“以家为本位底社会”到“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的社会情态变化，一方面是生产力提高、社会进步发展以及妇女从家庭中的解放，另一方面则是儿童问题、妇女问题的产生，而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有待于社会进化到一切皆以公益“不以得利赚钱为目的”的社会制度形态，也就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