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所处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中华民族被动融入世界发展，艰难开启探寻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现代化奋斗道路，从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戊戌变法的“变法自强”，再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及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器物层面到政治体制层面，近代的爱国志士一次次、一层层前赴后继地探索着救国救世之路。
“道德救世”是中国近代的重要思潮。[102]近代许多爱国志士都把社会国家腐败衰弱的原因归结为文化精神因素，特别是道德。“现代中国第一流之政论家”梁启超提出“新民说”，认为中国之所以腐败，之所以不能独立于世界，根本的原因在于“国民乏独立之德”，认为“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103]。由此他反对政治革命，提倡改良主义。而革命极力倡导者章太炎则主张建立无神论宗教，以此增进革命道德，他明确地说：“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104]“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105]章太炎认为道德是革命成败的根本根源。
受时代“道德救世”思潮的影响，孙中山虽然作为近代革命党领袖，深知政治革命“军事的奋斗”的重要性并为之不屈不挠地践行奔走，但他还是认为用道德“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革命的方法，有军事的奋斗，有宣传的奋斗。军事的奋斗，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赶走一般的军阀官僚；宣传的奋斗，是改变不良的社会，感化人群。要消灭那一般军阀，军事的奋斗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106]“感化人群”的“宣传的奋斗”，比政治、经济上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旧政权的“军事的奋斗”，更为重要和根本。他还说：“方今国事颠跻，根本之图，自以鼓吹民气、唤醒社会最为切要。”[107]并赞赏五四运动是“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108]。孙中山把“感化人群”的“宣传的奋斗”“鼓吹民气、唤醒社会”“激发天良”等作为救国救世的根本，无疑是深受时代“道德救世”思潮的影响。当然，作为革命领袖，孙中山对社会革命还是有全面的清醒认识，除了认为“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109]，还更明确地说：“其实经济问题，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决得了的。”[110]这无疑充分显示了孙中山作为身体力行的革命实践家和领袖高于梁启超、章太炎等同时代思想家之处。
对于如何增进道德、用道德“感化人群”，孙中山的认识也与梁启超提倡“新民说”、章太炎建立新宗教等不同。一方面，孙中山受近代西学达尔文进化论影响，认为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动物兽性仍然残留于人当中，兽性与人性在每个人身上是并存的。所以，人类要进步，就要“减少兽性，增多人性”。“我们要人类进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类有高尚人格，就在减少兽性，增多人性。”[111]所以“造就高尚人格”、增进道德人性，是人类进步的关键。在孙中山看来，人人都有两种思想：“一种就是利己，一种就是利人。”[112]但社会要进步、革命要成功，就必须培养“公共心”，从而“造就高尚人格”。
如何“造就高尚人格”？与梁启超、章太炎等诉诸提倡虚空的佛教不同，孙中山承继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进路。在他看来，“只要先能够修身，便可来讲齐家、治国。……何以中国要退步呢？就是因为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推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修身。……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便要从修身起”[113]。他号召革命党人通过“彼此身体力行，造成顶好的人格”，把提高革命党人道德修养作为治党、治国、推进革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大事。
也许正由于孙中山承继了传统儒家的修身进路等做法，戴季陶于20世纪20年代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便认为孙中山“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及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114]。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修身的内容还是目标，孙中山的伦理思想都不可能“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这个问题下面将会继续分析到。(www.xing528.com)
孙中山所设想的革命途径和理想境界，是通过“修身”从而“造就高尚人格”，继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大同世界”。他由此提出“天下为公”的思想。孙中山认为，世界已进入了“民权”时代，何谓“民权”？他说：“这种民权主义，是以人民为主人的、以官吏为奴隶的……这就叫做以民为主，这就是实行民权。”[115]他说：在他看来，处于“民权”时代，世界上有一种道德新潮流，这就是要“为大家谋幸福”，“替众人服务”。他还特别阐述了官与民的新型关系，他说：“今经革命之后，专制已覆，人民为一国之主，官吏不过为人民之仆，当受人民之监督制裁也。”[116]做官不是为了“发达个人，为个人谋幸福”，而是人民的仆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接着他提出了他的幸福观。在他看来，人生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是为革命、为众人谋幸福。“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只要问心无愧，凭真理去做，就牺牲了，还是很荣耀”[117]，“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上之光荣”[118]。为主义为真理而牺牲就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他指出，“为主义奋斗”才是人生价值之所在，因为社会已经进化到了“民权”时代，民权革命“潮流之猛烈，非人力可以当之者”[119]。这种“世界潮流是不可以复压”的。要顺乎世界之潮流，适乎人群之需要，就必须投身到这个民权革命中来，以三民主义为生活的信仰，以救国救民为一生的志愿，努力奋斗，推动历史的进化。他又说：“为三民主义去奋斗，就是死了，也是成仁取义。”[120]“为主义去革命，成仁取义，留名千古，至今谁人不敬仰他们呢？”[121]为革命、为真理、为主义、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牺牲，就是孙中山所提倡的人生价值观，而奋斗的结果就是最终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孙中山特别描绘了“大同世界”美好图景：“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是“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122]“大同世界”也是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人人互助互爱，是一个普遍幸福的社会。
孙中山身体力行“为主义奋斗”的一生与“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追求可谓举世皆知。列宁于1912年专门针对孙中山写过《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认为“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123]，他高度评价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124]。毛泽东于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也说：“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高尚的人格情操还表现在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虚怀若谷、择善而从，他关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称赞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125]。又改组国民党，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等等，真正身体力行地为革命党人作出了道德表率。
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少女般的天真”[126]，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为主义奋斗”的人生观以及“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虽然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127]。但是，孙中山企图通过宣传造成“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并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在“互助”、保护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大同世界”理想，实践证明终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从矢志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到1925年逝世，孙中山所处时期，正是革命高潮时期。因此，孙中山人生观的理论和实践，应该说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高潮的产物。它除了反映出孙中山个人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外，折射出的是近代民主革命“是一个向上发展而不是衰弱下去的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128]的一种时代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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