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救世与历史回声-《传统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论集》结论

马克斯·韦伯曾提出历史的多因论。他认为，历史的发展不只经济基础一个因素，而是除它之外，还有政治组织和当时占主要地位的宗教思想两个因素。这三种力量之间互相独立、不可取代，共同推动着历史的发展。他还认为，同样的经济基础可以有不同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不仅仅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而且能促使经济形态发生改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所阐明的正是宗教文化思想的作用问题。“韦伯《新教伦理》一书的特殊贡献在于指出……加尔文派的‘人世苦行’，特别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兴起。”^[90]

按照韦伯的这一理论，近代中国思想家们把救国救世之术导向宗教—佛教有其合理之处，也有其意义与价值。从近代历史上看，洋务运动注重的是经济因素，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注重的是政治组织方面的作用，而近代思想界的道德救世与佛学救世则注重的是宗教文化方面的力量。近代的有志之士是救国救世真理的探索者，他们从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一次次、一层层地探索着救国之路。由此来看，佛学救世思想在近代的出现不但是自然、合逻辑的，而且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意义与价值的，而若按韦伯的理论，这种意义与价值可以与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量齐观。

不过，必须指出，近代佛学救世思想不能与韦伯的理论相提并论。首先，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佛教在中国近代的倡兴并不是为了直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为了政治变革——改良或革命。虽然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可以说是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政治前提。但是，服务于政治目的毕竟与服务于经济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应该正是韦伯的理论前提与梁启超、章太炎应用佛学出发点的不同。因为韦伯所探讨的是宗教文化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91]

其次，韦伯是在对经济、科学技术问题倍加注重的氛围中进行这种探讨的。他注重宗教力量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对科学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否定。相比之下，梁启超、章太炎之倡导佛教就不是在对科学力量的肯定前提下而进行的，科学与西方学说一样，在他们那里是待考与待证实的。随着后来“科学破产”的呼声，他们便与伺机而动的复古派一起，走向非理性主义。虽然当梁启超、章太炎在提出佛学救世之时，他们尚不是复古守旧派，但是，处于这样的思想氛围里倡言佛学，这与韦伯在对科学力量不言而喻的肯定之下来谈宗教，其意义是截然不同的。更重要的是，梁启超、章太炎把道德作为国家兴亡的根极，而道德“皆由宗教引生”。因此，他们之倡言佛教，意味着把宗教作为决定社会国家兴衰的最根本的原因。而基于他们的理论氛围与前提，这无疑导致对科学力量、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否定。显然，这个结论与韦伯的理论不但毫无相通之处，而且正与后者相反。章太炎曾认为，欧美各国强盛发达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了基督教，“若没有这基督教，也断不到今日的地位”（《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这种观点不仅与韦伯的观点相违背，而且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章太炎没有看到，欧美国家正是通过文艺复兴运动把科学与人从基督教神学的笼罩之下摆脱出来才得以发展其资本主义，科学始终是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总的来说，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章太炎佛学救世论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它启示着我们：一方面，宗教—佛教中含有诱人的东西，如佛法的哲学思辨性，以及普度众生、勇猛无畏的宗教伦理等；另一方面，在注重科学、注重物质基础的同时，应注重文化思想道德的力量与建设。前一方面也正是桑塔耶那所说的，这就是，宗教含有人类社会所必需的东西，对它不应“板着脸孔”，韦伯所提出的观点也无疑包含了这一层意思。而后一方面，历史已让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地承担起这个责任，梁启超的“道德革命”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中心问题之一。在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文化建设问题也已成为一个重要问题。(www.xing528.com)

但是，从具体的时代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明白，中国的近代是启蒙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在一个本非宗教传统之国倡导宗教，这无疑是把人们引向新的蒙昧。其次，他们所谓的“民德衰颓”与“兴民德”，其出发的基点与所持标准是需要探讨的。特别是章太炎，完全持着传统社会的标准来衡量近代的道德现象，把主张竞争和注重功利等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全说成是恶德恶俗。他解释道：“至所以提倡佛学者，则自有说。民德衰颓，于今为甚，姬、孔遗言，无复挽回之力，而理学亦不足以持世。且学说日新，智慧增长，而主张竞争者，流入害为正法论；主张功利者，流入顺世外道论。恶慧既深，道德日败。矫弊者，乃憬然于宗教之不可泯绝。而崇拜天神，既近卑鄙；归依净土，亦非丈夫斡志之事。欲趋东土，使比丘纳妇食肉，戒行既亡。尚何足为轨范乎？自非法相之理，华严之行，必不能制恶见而清污俗。”（《人无我论》）出发点的错误无疑把章太炎带上反时代发展潮流之路，而佛学理论的应用则显然使他走得更远。最后，至他鼓吹起“五无”的彻底虚无主义，他的理论便完全走向了反面，救世说变成了寂世说。

对于章太炎的佛学救世说，当时革命队伍中便有人表示异议。铁铮讥讽他这样做“何异待西江之水以救枯鱼”（《答铁铮》），梦庵指责他将《民报》作“佛报”，变民声为“佛声”（《答梦庵》），而更多的人则认为“佛书梵语，暗昧难解，不甚适于众生”（《建立宗教论》）。这些当时人们的回音，可以说不仅是对章太炎本人的，而且是对近代整个佛学救世思潮现实效用的客观评价。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对于梁启超、章太炎个人来说，特别是章太炎，由于他沿着佛学救世走到“五无”，最后，他又“回真向俗”（《菿汉微言》跋），回到了儒家；梁启超也以儒家作为其人生观的来源之一（《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不幸的是，当他们回到儒家之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已响彻云霄。因此，他们除了“粹然为儒宗”^[92]外，留下的是给后人的串串思索。

（本文发表于《深圳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