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处在传统与现代的某个点上。我们既延续着传统的习俗模式与思想观念，也跟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步伐，不断吸纳和创造推动着当下现代的时尚潮流样式与文化价值理念。
何为传统？如何对待传统？是全盘否定传统还是由传统开出现代？诸如此类近现代中国始终绕不开的核心问题，围绕的都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指出：“传统社会以农业为基础，现代社会以工业为基础。”“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态度、价值观、知识和文化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社会。”[1]
鸦片战争之前的天朝帝国，考虑的只是恪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祖训，所以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说：“在十九世纪，西方人经常把中国视为停滞的传统主义的典型。”[2]固守东方文明古国封闭停滞的传统也许岁月静好，无奈西方列强率先工业化之后的船坚炮利还是一夜惊醒了天朝自大美梦。肇于此，对传统的全面批判与反省自此开端，至今未绝。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全盘西化、全盘否定传统，到80年代文化热全民性热烈拥抱西方文化，正如历史学者林毓生所言：“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3]
反传统思潮一方面掀起了思想启蒙解放运动，推动了社会变革与进步，但另一方面也使国人在社会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全方位失去原本所据，给国人带来迷茫彷徨和内在主体的不自信。而“全盘西化”的拾人牙慧一方面会碰到水土不服问题，另一方面则大概率是学生永远赶不上老师，现代化不可能一夜之间从西方直接复制嫁接植入中国。“从僵化的传统走向激烈反传统……传统规范多已荡然无存，而新的规范仍在难产之中。”[4]现代化未能培植建立，传统又遭全面否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陷入对立否定、排斥不相容的困境。而历史证明，这种激进的反传统主张是不现实也走不通的，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作用不能持久，也不具普遍意义。因为，“无论由中国史或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思想都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5]。
假如说，1840年鸦片战争的被动开放，中国是以“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反思、否弃传统并救亡图存艰难发展现代化的话，那么，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则是中国自身意识到“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邓小平语）的深重危机，主动融入世界，开始现代化进程。自此，对内改革传统、对外开放回应西方建设现代化，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6]。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关系紧张问题，在改革开放这一“中国智慧”中，逐步得到了和解与统一。
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国内外形势发展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天平渐渐发生了倾斜转变。一方面，国际风云变幻，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7]。多元文化的兴起既冲击了由全球化所带来的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化霸权，又促进了传统本土化的复兴与发展：“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8]，本土化复兴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和“全球现象”[9]。另一方面，国内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腾飞，中国崛起带来了传统的自信回归与内在主体性觉醒高扬。正是在这样国内外形势背景下，传统荣耀高扬回归，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持续升温，并最终成为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打造文化强国这一国家战略的核心主体资源。自此，传统终于一反昔日被否定、被改造的窘境，在主动接纳包容现代的自信中，朝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向，日益与现代形成互动协同发展关系。
传统的复兴上位与主体地位的自觉确立，一方面带来了民族自豪感与主场自主感，诚如李泽厚所提出，进入21世纪，“该中国哲学登场了”[10]；另一方面也使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全民性、纲领性工作任务：传统价值要素被国家层面作为民族精神根脉和“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1]植入社会主流价值观；全国各地基于挖掘传统打造的各类地方文化、民俗文化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学术界对传统经典的阐释方兴未艾，“照着讲”的经典阐释与“接着讲”的理论创建并力齐发，诸多西学专业出身的学者也转而研究中学，中西学术扎实深度融通，极大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高水平蓬勃发展，建设中国学派，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成为目标使命；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最具现代社会特色的资本商界，也纷纷运用资本的力量，对传统进行形形色色的商业化改造创新与包装，转化成为各种文化产品，在构筑和丰富现代中国人文化消费模式及文化样式、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崛起与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繁荣的同时，也把传统有效激活并深度融入当下社会生活与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资本的力量对于现代化进程的扎实推动作用，正如吾师袁伟时先生所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推动力量是商人及其代表的强大的市场经济。”[12]
新时代下，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关系仍然存在，因为“现代社会并不能仅靠现代性而存在”[13]，如何维系和平衡这种张力还是要义。极端的守旧复古回归传统与轻贱否弃传统一样不可取。一方面，继承和弘扬传统、挺立文化主体性和自主性，既是民族尊严和国家文化安全的需要，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面向现代化、建设发展现代化才能走向富强、拥有未来。发展是硬道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由此，如何在现代视域下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传统“获得更丰富的意蕴与更鲜活的生命力”[14]，从而在给予国人家园感与心灵安顿的同时，也有效补益克服现代化带来的浮躁不确定性、功利工具性，无疑才是未来正确发展途径。
中国智慧是大国智慧，应该成为世界发展的压舱石。传统智慧应该转化发展成为国人之福而不是灾难之源。展望未来，一个融汇传统与现代、富强幸福的中国终将以独特美好的生活样式图景为世界所欣赏所向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实现。
是为序。
【注释】
[1][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7、47-48页。
[2][美]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序第1页。(www.xing528.com)
[3][美]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第2页。
[4][美]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第84页。
[5][美]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第165页。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71页。
[7][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5页。
[8][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4页。
[9][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83页。
[10]李泽厚、刘绪源：《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64页。
[12]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