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国家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会陷入不可调和的自我矛盾，并进而分裂为不同的对立面，为了维护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之间的秩序，就需要一种产生于社会但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便是国家。[40]国家的起源和阶级对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故“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41]。国家作为全社会的代表与统治阶级的工具，其社会性和阶级性是辩证统一的，国家不仅具有履行政治统治的职能，还有管理社会的职能，前者是指国家“用暴力对付被统治阶级，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42]，后者是指国家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精神和方向履行其经济的、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43]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国家具有两方面的职能：政治职能（统治职能）和管理职能。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国家政治职能的政治统治属性应当逐渐消亡，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应当随之扩张。[44]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毛泽东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主张采取阶级斗争的手段，完成劳农专政的建构[45]。在这个阶段，由于国情的需要，国家的政治职能表现得尤为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适合作为口号，国家应当将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46]社会基本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生产力落后于社会需要的矛盾，为了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国家要进行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促使国家治理工作逐步向管理职能转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之后，要求国家职能从社会管控向协商共治转变。所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和社会治理需要的不断升级，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在逐步升华，国家职能也实现了从“统治—管理—治理”的转变。
国家职能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深入需要逐步发生转变，相应地，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认识到，公共权力应当逐步回归社会，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应当从管理向服务转变。[47]习近平指出，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实现从单向管理向双向互动的转变，政府应当改变过去过分依靠行政监管手段的心理，而应当注重加强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效用，此外，还应当在线上线下画同心圆。[48]这些观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其核心就在于，党和政府要树立牢固的服务意识，政府官员要做好人民的公仆。在新时代，不论是在传统社会治理还是在网络空间的治理之中，政府要积极促进自身职能向社会服务职能的转变，要改变传统的管理思维，注重加强服务意识的培养。(www.xing528.com)
囿于传统模式的单一性主体格局和所具有的规制性政策偏好，通过法律制度保障政府部门所享有的网络监管权力是必然的选择；同样地，在网络治理实践中，非政府主体并未能在网络空间治理主体格局中占据实质性的地位，导致政府全能主义的思想处于绝对的上风。所以，政府主导型多头管理模式所具有的这些特性，导致政府部门的网络治理理念重管理而轻服务，从本质上来说，服务理念的缺失是未充分贯彻“一切为了群众”这一群众路线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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