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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治理模式研究:问题与解决方案

时间:2023-11-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6]从我国网络舆情治理所面临的上述四种难题可以看出,网络舆情治理工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的问题,要实现网络舆情的有效治理,必须建构精确的网络舆情治理机制。[27]这三种危机使得网络舆情治理不仅起不到好的效果,还可能进一步恶化舆情的发展,甚至导致信息生态失衡、网民参与秩序失控等问题。

网络舆情治理模式研究:问题与解决方案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是舆论阵地的最前沿,是各种思想舆论和信息的集散地,因此,它在为公众话语权的实现提供有利条件的同时,也给舆情治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有学者指出,网络对意识形态话语权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网络极大地提升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自主性、交互性、开放性和平等性;另一方面,网络上的信息霸权挤压着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政党和政府控制话语权的难度加大,网络信息的庞杂性及网民的情绪化可能使话语表达出现扭曲,且网络谣言损害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21]

有学者从真相传播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如同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真相的传播方式对治理有很大的影响。新的网络技术在透明度的提高、电子决策、公众的网络参与等方面为公众提供多元的信息渠道和更多的表达机会,彻底改变通信的能力,为电子民主的新时代(a new era of e-democracy)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但更多的交流并不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民主。如今,沟通渠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导致了信息和新闻的过载,往往相互矛盾,给民众造成混乱。这是因为人们的注意力范围有限,因此,接触到大量政治观点和新闻(通常是“虚假的”)会误导用户的注意力。社交媒体公司对这种超负荷的反应是“过滤”过程,例如根据用户的喜好对新闻进行个性化筛选和推荐。这种信息过载,再加上算法的操作相当模糊,掩盖了私人和公共行为者操纵通信渠道的可能性,并使国家处于危险之中。[22]

还有学者揭示了网络政治参与对意识形态安全所产生的正向和反向的作用:一方面,网络构筑了全新的参与平台,拓展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加速了政治社会化[23]的进程,并有利于维护特定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多元网络思潮会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网络舆论环境的恶化会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功效,网络与实现社会的互动容易诱发群体性事件并由此影响社会稳定。[24](www.xing528.com)

正是由于认识到了网络对于舆情治理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我国一直鼓励广大网络民众积极参与到网络空间治理之中,提升网民的参与意识,并极力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但与此同时,网络对于舆情治理所带来的冲击作用也不可被忽视,我国在过去的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中,通过物理导控的方法进行网络舆情引导,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国网络舆情治理形势依然严峻,这一严峻形势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极端表达容易激化矛盾。在发生热点事件或者在敏感时期,经常有人为了博取眼球罔顾事实、肆意发表言论,而一些极端的表达又极易被传播,这些极端言论一旦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将对我们党和国家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二是网络水军为了追逐不当利益扰乱网络秩序。网络水军已经发展为网络空间中不可被忽视的一股力量,他们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无视法律的规定,随意侵害他人的权益,对网络空间的正常传播环境破坏极大。三是网络平台大打“擦边球”。一些网络平台为了增加点击率,默认违反法律和道德的视频在其平台上播出,给网络主流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25]四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较为严重。网络民粹主义等思潮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非理性政治亚文化的产生,这严重冲击着我国网络政治主流文化,在非理性政治亚文化与政治主流文化的博弈过程中,可能导致极端化现象的出现:非理性政治亚文化可能才是网络上最大的声音,而理性的呼声却日渐微弱,长此以往,非理性政治亚文化可能会成为网络空间中的主宰。[26]

从我国网络舆情治理所面临的上述四种难题可以看出,网络舆情治理工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的问题,要实现网络舆情的有效治理,必须建构精确的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然而,我国网络空间治理的传统模式过于依赖舆论引导物理导控模式。这种方法虽然有效实现了国家强制力在网络中的管控优势,但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自媒体平台的普及,这种物理导控方法陷入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危机之中。第一种危机是伦理危机。自媒体平台的普及,使人们更易于接触网络,也能更便捷、更迅速地掌握世界各地的信息,而且随着公民参与意识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乐于行使自己的表达权和监督权。单纯采取物理导控的方法,通过删帖等“减法”或者增加网络评论员等“加法”来实现舆论导控,引发了网民对物理导控方法的道德批判,“被和谐”“五毛党”等词汇的出现便是例证。第二种危机是技术危机。在新的媒介不断衍生的情况下,要进行“删帖”等“减法”导控变得非常困难,一是因为新的媒介平台不断出现,需要进行导控的信息量激增,二是因为要完全删除一条信息变得不太可能。第三种危机是效果危机。“被和谐”“五毛党”等调侃词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传统的物理导控方法激起了网民的逆反心理,这种物理导控方法甚至可能引发受众的负面情绪。[27]这三种危机使得网络舆情治理不仅起不到好的效果,还可能进一步恶化舆情的发展,甚至导致信息生态失衡、网民参与秩序失控等问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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