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络空间治理的内涵
在对网络空间治理做出界定之前，有必要对与它相似的概念——互联网治理——做简单的介绍。2005年，联合国互联网治理工作小组（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WGIG）的一份报告中，该小组对“互联网治理”（Internet Governance）作出了多利益相关方式的定义：“互联网治理是政府、私营机构和民间社会各自角色的发展和应用，他们共享原则、理念、规则、决策流程和程序，共同塑造互联网的发展和使用。”[111]各国应该主要针对四类问题进行治理：一是与基础设施和互联网重要资源管理有关的问题，包括域名系统和IP地址管理、根服务器系统管理、技术标准、互联、包括创新和融合技术在内的电信基础设施以及语言多样性等问题；二是与互联网使用有关的问题，包括垃圾邮件、网络安全和网络犯罪，这些问题与互联网治理直接有关，但所需全球合作的性质尚不明确；三是与互联网有关、但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互联网本身的问题，包括知识产权问题和互联网电子贸易等；四是互联网治理的发展方面相关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112]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互联网衍生出了网络空间，而后者深入、全面影响着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方面的活动，成为与现实社会高度嵌入和融合互动的新型社会空间。尽管很多学者在今天依旧沿用“互联网治理”这一术语，但是它在实质意义上指的是“网络空间治理”。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网络空间是一个包含支撑网络空间运转的基础设施（包括计算机、通信线路和设备等），与现实社会相对应、以数字化或电子手段为交流方式，承载着国家、组织、企业和个人等不同主体的信息和行为，且会与现实社会相互影响的新型空间。而治理则指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相互协作，共同处理各种国家和社会事务，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良性有序发展。因此，网络空间治理指国家、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为了实现网络空间的良性有序发展而协作处理网络空间各项公共事务。
网络空间治理的内涵至少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逻辑起点是对网络工具的理性选择，在微观形态上是网络参与者行为样态的范式化，在宏观形态上是网络合作关系的模式化，而其价值旨归在于实现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113]。
1.逻辑起点：对网络工具的理性选择
互联网自诞生到衍生出网络空间，对现实社会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同时也被社会选择和改造，即网络技术与现实社会之间呈现出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人们通过开发网络技术，促使社会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型升级，从这个层面来讲，网络的工具功能在逐渐释放，而这一工具功能具有社会属性，是现实社会赋予网络的非技术内涵。所以，人们在发展网络技术和进行网络空间治理时，并非单纯地引导和规制网络平台中的虚拟实践，而是对网络工具所做的理性选择。[114]
2.微观层面：网络参与者行为样态的范式化
网络空间治理实践的对象是各个网络参与主体的行为及行为产生的影响，网络空间治理的目的在于促进网络社会的良性有序发展，而这一目的的实现，最理想的状态是实现对网络参与者行为样态范式化的培养。也即，通过规则的设置和网络参与者的自发互动，使所有网络参与者行为样态产生交互、融合和范式化的结果，从而确保网络空间的秩序井然。[115]
3.宏观层面：网络合作关系的模式化
在工业社会之前，工具的物理性状是确定的，人类合作的主客体关系也是明确的；但在网络时代，虚拟工具的物理性状是模糊的，人类合作关系也存在着多主体并存，互为主体的现象，从工具的意义上来说，网络就是一个高技术符号交换系统，而人与网络的耦合则可以超越“在场”与“不在场”的现实性分界，从而出现虚拟社会中一对多、多对多、多对一等点对面的互动方式。人们可以有选择地使用不同的网络工具，并能够在网络工具系统中同时维持着多个主体，这些主体之间通过聚集、相互作用而生成具有高度协调性和适应性的有机整体。此时，海量网络行为的直接后果是自动突现出一种意料之外的整体效应，即网络参与主体合作的关系结构与合作模式。由于网络合作关系已超出一己范围并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因此，基于某种网络工具的合作模式往往还要经历一个合法化过程，以获得现实社会的认可。[116]而网络空间治理在宏观意义上就是实现这种合法化的过程，使不同网络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产生模式化的效果。
4.价值选择：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
自由和秩序是社会治理中的一对重要价值，二者的均衡与否也是衡量社会治理效果的重要标志。在互联网产生的初期，由于其还只是较为单纯的技术和知识分享平台，并不存在秩序维护的需要，因而不存在自由和秩序平衡的考虑；但当互联网的发展逐渐深入，特别是衍生出网络空间之后，这一新型空间具有了社会属性，自由和秩序的平衡成了网络空间治理中重要的价值选择，也是衡量网络空间治理是否良好的天平。
（二）网络空间治理的外延
1.网络空间的可规制性
国家或者一国政府能否对网络空间进行规制，一直是存在争议的问题。对于这一议题，主要存在网络自由说和网络主权说之争。
（1）网络自由说
早期的互联网缔造者们大多信奉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观点，即围绕自治社区、行动自由和在线自由表达的网络自治。[117]例如，自20世纪以来，美国科技界一直信奉“自由开放”的互联网观，并创造了互联网的学术界和工程界的一些自由主义伦理。美国科技产业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以及这些群体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使得互联网自由这一观念被普遍传播，没有受到太多反对。[118]网络自由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形成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网络自由说反对国家或政府对网络空间主张主权，认为网络空间是一种新型的空间，需要新的治理模式和治理理念。[119]网络自由说认为，互联网并非围绕国界或威斯特伐利亚主权规范组建而成，“分组交换”网络将数据分成许多更小的部分，将地址信息附加到它们之上，并沿着任意数量的路径将它们分开发送至其目的地，在那里数据被重新组合成其原始形式。这些路径与物理或政治景观的轮廓几乎没有联系。事实上，网络空间一词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表达一种与领土边界分离且强调通信与物理空间脱钩的方式。[120]从互联网产生至今，持网络自由说的专家、学者、政治家不在少数，但他们支持网络自由说的理由不尽相同，因而网络自由说之下又衍生出了不同的子学说。
①新主权理论。
早期的互联网追随者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网络空间将是一个新的“地方”，超出任何“基于领土的主权”的管辖范围，并预测互联网可以通过允许在线社区制定规则和规范来管理自己，从而避免分歧。[121]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互联网先锋人士根据国家主权创制了“互联网主权”（internet sovereignty）一词，意指互联网是一个不受任何传统国家主权管控的独立主权领域，如同一个主权国家独立于其他国家一样。这些互联网精英认为，互联网应当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网络空间的本质是知识和信息的自由传播，因此互联网应当是自治的空间。[122]
“新主权理论”就是在“互联网主权”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核心观点在于：在网络空间中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市民社会，政府无权也没有理由对其进行管辖。不少人认为，网络空间的非领土性特征（nonterritorial features）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政府对网络进行管辖和控制的能力，并将网络空间视为一个不受主权国家监管和控制的自由领域。[123]例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夫·克拉克（Dave Clark）于1992年在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的年会的演讲中讲到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拒绝：国王、总统和投票。我们相信：粗略的共识和运行代码。”[124]电子自由基金会（Electronic Freedom Foundation，EEF）创始人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于1996年发表了《网络空间独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也持有相同的观点[125]。
“新主权理论”高度肯定网络的自我规制而排除国家的干预，这一高度私人化的自治理想不但没有被彻底拒绝，反而成为现实，并为少数国家所接受。1997年，克林顿政府明确赞扬网络的自我规制是其“全球电子商务框架”（Framework for Global Electronic Commerce）中监管互联网的主要机制，并写道，作为一项政策，“各国政府应在适当情况下鼓励行业自律，并支持私营部门组织努力发展促进互联网成功运营的机制。即使需要集体协议或标准，私营实体也应尽可能带头组织这些协议或标准”[126]。
②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论。
“公域”（或曰“公地”，commons）一词源于经济学家哈丁（Garrett Hardin），他发表了《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127]。所谓“公域”，是指没有任何单一决策体对其享有排他性权利的公共资源（如空气、河流、牧场等）。这意味着此类资源“无人独有”或者“全体共有”。[128]“全球公域”则是指国家主权管辖之外为全人类利益所系的公共空间及其资源，例如海洋、外层空间、南极等。[129]全球公域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所有权的公共属性，主权色彩弱化甚至不存在；二是使用权的开放性，但由于有些公域的参与门槛较高，实际上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三是资源使用存在竞争性；四是全球公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130]
“全球公域论”认为，同外太空、国际水域和国际领空一样，网络空间也属于全球公域，国家对其不享有主权[131]。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互联网是美国奉献给全球的礼物，美国政府都宣称不对互联网进行任何干预，其他政府有何权力参与进来？互联网全球互联互通，只有其不受任何单一国家的管辖和支配，各国都不将法律施加于互联网之上，将之视为全球公域，大家才会相安无事。[132]2005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土防卫与民事支持战略”以及2010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即持有此种观点，认为虽然网络基础设施位于国家之内，但这些基础设施是全球连通的，因而属于美国需要保护的一种全球公域。[133]
③网络空间自由秩序论。
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对于网络空间而言，网络自由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网络空间内应是一种自由秩序，反对就网络空间内信息自由流动施加任何限制[134]；同时认为，如果国家对网络拥有主权，将是对自由的压制。他们支持网络空间自治，认为这将有利于网络福利最大化，能更好地实现民主。[135]在网络空间自由领域，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和个人的权利，认为个人是网络的主要使用者，个人拥有表达和无限制获得信息的自由，将国家对网络的规制（特别是对信息合法性的审查）视为对网络自由的压制，是利用网络主权压制政治上的异议者，因而反对网络主权的概念与原则。[136]
（2）网络主权说
所谓“网络空间主权”，是“国家主权在位于其领土之中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所承载的网络空间中的自然延伸，即对出现在该空间的信息通信技术活动（针对网络角色与操作而言）和信息通信技术系统本身（针对设施）及其承载数据（虚拟资产）具有管辖权（对数据操作的干预权力）”[137]。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持“网络主权说”。有学者指出，基于网络空间的非领土特性而认为国家不能对网络空间行使主权的观点有失偏颇，国家有能力且确实在对网络空间进行管控[138]。有力的证据之一是，信息与通信技术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设施（如电缆、服务器等）是有形的，必须固定在地上。哪怕是海洋、外层空间、南极洲等全球公域，国家都制定了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制。[139]
还有学者指出，尽管网络空间具有跨地域性，但它并没有在根本上消解民族国家的主权模式，各个国家通过“预先同意原则”实现了信息甄别和信息过滤，从而确保了主权国家的主观意志在网络空间中的实现；在网络信息安全维护与表达自由等发生冲突时，应倾向于优先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网络空间的自律机制大都是被动的，政府仍是内容管控的实际决策人和幕后操盘手。[140]故应坚持“网络主权说”。
（3）本书立场
本书赞同网络主权说。网络自由说和网络主权说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前者认为以用户和专家组织作为治理主体的规制更符合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结构特征，而后者则更为强调政府的作用[141]。笔者认为，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142]任何国家及其政府都有权依法对网络空间进行规制。而以网络自治为基础的“网络自由说”则存在着诸多问题。
①网络自由论是美国等国家推行网络霸权主义和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工具。
诚然，网络空间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衍生而来的，它承续了互联网匿名性、虚拟性和跨国性等特点，以信息数据为基础的网络空间在全球互联网内形成了数字共同体，但它并不意味着国家/政府无权对网络空间进行规制。相反，为了更好地打造全球数字共同体，加强各国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协同作用，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环境，更需要国家/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否则，一些国家会继续以网络自由之名，不断推行网络霸权主义。如2020年8月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R.Pompeo）推出的“清洁网络计划”（The Clean Network program）要求在运营商、应用商店、应用程序、云服务、海底光缆、5G等六个核心网信领域全面排除异己，强制世界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从本质上来说，“清洁网络计划”是美国维护其数字霸权的关键举措，是在信息产业以供应链安全为由设置的非关税壁垒，其最终目标是维护美国的数字霸权[143]。
此外，有学者指出，之所以很多人提倡由私主体对网络空间进行规制，是因为很多企业和个人从一开始就非常成功地参与了互联网的发展，而这恰逢人们对自上而下的统治的信心普遍下降之时，私人和非正式的网络监管手段的合法性被接受，理由是他们在实践创新方面的成功，他们的民主精神以及他们与日益增长的反国家主义时代精神的兼容性[144]。“网络自由”或“互联网自由”在此背景下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但它产生的原初语境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虚拟空间在何种意义与限度上确保人的自由，其主旨在于摆脱奴役与消除障碍，探寻“应对焦虑与恐惧”的治理方式，从而让网民能够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但在西方“普世价值”的笼罩下，这一理念日渐远离它的原初语境，退缩到狭窄的政治意识形态空间，成为一个被专有化的政治工具。具体而言，一些西方国家在能够掌握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阶段，以“信息自由”“网络表达自由”“网络人权”等术语对“互联网自由”进行话语重塑，使之成为西方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范式，以期实现西方核心价值观的生产。如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保卫美国网络空间：国家信息系统保护计划》、小布什政府时期出台的《全球网络自由法案》《互联网自由与非歧视法案》《中国、网络自由与美国的政策》《网络空间政策评估》《国家网络安全综合纲领》、原国务卿希拉里于2010年1月21日在美国新闻博物馆发表的“互联网自由演说”、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5月签署的第一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都在试图重新对“互联网自由”进行话语重塑。[145]这种重塑在本质上是为了通过国家主权参与，并为“私主体赋权”，进一步加强自身在网络空间的发展意志，将其作为信息有效输出的新场域，掌握网络空间中的信息主导权，进而为文化和意识形态强权渗透提供基础和有力保障[146]。
②网络自由论沦为某些利益相关方争夺网络数据相关权益的“遮羞布”。
对于网络而言，数据是其核心资源。很多大型社交媒体公司和一些国家不仅控制着沟通渠道，还控制着用户自愿提供的信息。从世界各地收集的数据汇集在一起，用于数据贡献者无法预测的各种目的。少数大型数据拥有主体对大数据的隐瞒和分析导致了所谓的“大数据鸿沟”（big data divide），这是一种现代形式的信息不对称。这一鸿沟指的是，与那些无法访问大数据的主体相比，能够访问大数据的主体处于“看不见”的权力地位。这些占据优势的主体便主张消除边界，以便收集数据，但同时推动建立新的边界，以便为自己建立专属数据利用权，从而导致“边界悖论”（“paradox of boundaries”）现象的出现。[147]针对那些没有这种“特权”的网络参与者，这些拥有数据访问和分析权限的主体非常容易实现其盈利或者其他目的[148]。这也是为什么常有人说数据就是新的石油（data is the new oil）。由于极其宝贵且难以被公众访问，数据是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发展的燃料，并可能是现代和未来生产模式的基础。[149]
正是由于网络数据背后承载着巨大的利益，所以一些国家和企业通过柔性调整策略巩固“网络自由论”的合法性基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互联网技术的关键资源及其国际规则制定权。为了最大限度地推广“网络自由论”，西方也在灵活调整策略，从而巩固他们在互联网领域的优势地位。例如，美国政府将互联网域名管理权转交给号称是非营利的“国际互联网域名管理机构”（ICANN），试图建立一个“多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模式，以此来增强其本身的合法性。但问题在于，ICANN与美国政府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在改变为私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之后，相关文件就很难获得，美国假借公司之名实现了其对域名分配的绝对统治”[150]。一些国家和互联网企业之所以大肆鼓吹“网络自由论”的言论，其本质在于继续推行其网络霸权和攫取更多的利益。
③网络自由说的子学说批判。
第一，“新主权理论”之谬误。诚然，很多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支持网络空间自治和自律，因为可以激励创新；此外，在国内外网络空间治理过程中，诸多私主体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社交媒体公司越来越多地参与有关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和隐私）的规则制定，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裁决职能，有学者认为，在本质上，这些公司在扮演规制者或“官僚机构”的角色[151]。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在接受采访时说：“Facebook更像一个政府，而不是一家传统的公司。……相较于许多其他公司，我们处于必须对社区不同成员之间的此类纠纷进行裁决的位置。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围绕其运作方式制定一整套政策和治理措施。”[152]尽管Facebook、Twitter和谷歌等网络服务商采取了很多自我规制措施，防止其服务被恶意用户滥用，但私主体监管充满困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网络例外主义者错误地以为私主体的自我规制可以解决在线治理的合法性和问责制问题[153]，而事实上，它不提供公共问责制，容易引发人们对未经审查的私人决策者威胁言论自由以及对用户的不平等待遇的担忧[154]。其二，机器使用算法进行决策，但算法并不是中立的，它由人类创造，可以以一种复制偏见、信仰和成见的方式设计，而这些偏见、信仰和成见往往是无意识的[155]。与传统的编辑不同，Facebook等平台的算法编辑是动态的（dynamic）、不可见且极具个性化的（individually tailored），其可见性、透明性存在极大的问题，容易导致歧视等算法伤害[156]。其三，平台在进行网络空间治理的过程中，它们经常在权衡言论自由权与其他权利时，出现决策失衡的情况；从程序角度来讲，诸如Facebook、Twitter和谷歌这样的公司，也不是可以决定哪种言论（不）应受到保护的适格主体。[157]其四，私主体不能声称以政体的名义行事，而以政体的名义行事是限制公民政治权利的前提。公职人员作为公民的代理人，以公民的名义作出决策，公民也要承担这些决策可能给自己的权利带来限制的后果，因而这些决策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而私有化（privatisation）则使政体远离影响其成员福祉的重大决策，削弱了其对这些决策的责任，还使公民与有关其社会的判断、决定和行动保持距离和疏远，切断了决策与公民之间的联系，侵蚀了政治参与及其共同责任的基本概念。[158]可见，巴洛的互联网例外论并非特别成熟，他关于互联网的地点隐喻经不起时间的考验[159]；还有学者指出，将互联网具体化为一个独特的“场所”会产生不必要的影响，导致一个不受欢迎的政策结果：网络空间中的私人权利主张被搁置，并随之减少了该空间的公共“所有权”[160]。所以，彻底排除国家对于网络空间的规制而完全依靠私主体进行自治，存在着巨大的理论上的障碍，也无法解决日益复杂的网络空间治理议题，故“新主权理论”不可取。
第二，“全球公域论”的缺陷。有学者指出，网络领域对全球公域是否具有“共有性”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全球公域”概念自身的割裂。在网络领域，主流观点不认为“全球公域”意味着“全球共有”，这就再次出现了“公域”与“全球公域”法律概念的割裂。此外，全球公域的“去主权化”，不符合国家对网络管辖权的强烈诉求。“全球公域”的“共有性”和“去主权化”内涵及其模糊性、争议性使其无法成为构建网络主权法律关系的法理基础。[161]还有学者指出，“全球公域论”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虽然不同国家在网络主权的理念上存在争议，但各国实际上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都在对网络空间行使着主权，网络空间从来都不是在政府规制之外自发形成与发展的，各国也从未将网络空间作为全球公域来开发利用或进行治理。[162]
第三，“网络空间自由秩序论”之问题。有学者指出，网络自由秩序论以西方的自由作为网络的核心价值，似乎是在维护、促进全球的自由。但以网络自由秩序否定国家主权的理由并不充分：其一，网络自由与现实中人的自由一样，并非绝对；其二，在表面的自由之下，有时体现的是特权。西方国家主张网络自由秩序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个人自由来淡化网络领域国家与国家之间可能的利益冲突，将人们对网络秩序关注的重点引向个人自由与国家规制之间的矛盾，动员各种力量反对国家对网络的规制与控制权，从而淡化了国家之间在网络权力与利益上的不对称。这种局面将有利于网络强国，利用网络攫取更多利益，在网络领域占有并维持更有利的地位。[163]
2.网络空间治理的边界
在确立了国家和政府对网络空间享有主权后，紧接着需要确定的问题是，网络空间治理的边界何在，换言之，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治理中有哪些具体的表达？
有学者指出，网络空间治理的边界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混序界面问题，即在确保网络私人主体的自组织边界同时，要制定虚拟行为规则来保持一种有序的虚拟实践状态；其二，虚实界面问题，实现对网络行为和虚拟实践的有效规制；其三，国际界面问题，即建立一个主权公平的跨国治理机制。[164]
还有学者指出，国家对网络空间的主权包括对网络空间独立权、网络空间平等权、网络空间自卫权和网络空间管辖权的维护，还包括在数据、信息、电磁空间和技术方面的主权。[165]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其实是从原则和具体内容两个层面对网络空间治理的边界做出了划定。只要涉及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中践行的，无论是对域名、数据、信息、技术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还是对网络空间平等、自卫和管辖权的享有，都属于网络空间治理的内容。而在这些网络空间主权的行使过程中，既要注重对私人网络参与主体自由权的保障，也要加强党和政府对网络空间的必要引导和管制。由于本书集中于对中国网络空间的治理，故在此不讨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边界问题。
【注释】
[1]Kieron O'Hara，Wendy Hall.Four Internets：Data，Geopolitics，and the Governance of Cyberspac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4.
[2]Evan Andrews.Who Invented the Internet？［EB/OL］.（2019-10-28）［2021-09-12］.https：//www.history.com/news/who-invented-the-internet.
[3]HISTORY.COM EDITORS.The Invention of the Internet［EB/OL］.（2019-10-28）［2021-09-12］.https：//www.history.com/topics/inventions/invention-of-the-internet.
[4]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4.
[5]HISTORY.COM EDITORS.The Invention of the Internet［EB/OL］.（2019-10-28）［2021-09-12］.https：//www.history.com/topics/inventions/invention-of-the-internet.
[6]Kieron O'Hara，Wendy Hall.Four Internets：Data，Geopolitics，and the Governance of Cyberspac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29.
[7]Evan Andrews.Who Invented the Internet？［EB/OL］.（2019-10-28）［2021-09-12］.https：//www.history.com/news/who-invented-the-internet.
[8]Kieron O'Hara，Wendy Hall.Four Internets：Data，Geopolitics，and the Governance of Cyberspac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33.
[9]Paolo Bory.The Internet Myth：From The Internet Imaginary To Network Ideologies［M］.London：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20：8.
[10]Paolo Bory.The Internet Myth：From The Internet Imaginary To Network Ideologies［M］.London：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20：10.
[11]Vannevar Bush.As We May Think［J/OL］.The Atlantic Monthly，July 1945.［2021-09-12］.http：//csis.pace.edu/～marchese/CS835/Lec3/bush.pdf.
[12]J.C.R.Licklider.Libraries of the Future［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65.
[13]Brewster Kahle.Hanging Out with Ted Nelson［M］//Douglas R.Dechow & Daniele C.Struppa（ed.）.Intertwingled：The Work and Influence of Ted Nelson.Cham，Heidelberg，New York，Dordrecht，London：Springer，2015：30.
[14]Alexander R.Galloway.Global Networks and the Effects on Culture［J］.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2005，597（1）：19-31.
[15]Janet Abbate.Inventing the Internet［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9：97-99；Tung-Hui Hu.A Prehistory of the Cloud［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5：8.
[16]Paolo Bory.The Internet Myth：From The Internet Imaginary To Network Ideologies［M］.London：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20：13-14.
[17]Janet Abbate.Inventing the Internet［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9：2.
[18]Paolo Bory.The Internet Myth：From The Internet Imaginary To Network Ideologies［M］.London：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20：14-15.
[19]Kieron O'Hara，Wendy Hall.Four Internets：Data，Geopolitics，and the Governance of Cyberspac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31.
[20]除此之外，美国政府在早期还资助了很多其他重要的网络骨架工程，如政府能源部的ESNET和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的NSINET。Vinton G.Cerf.In debt to the NSF［J］.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2019，62（4）：5.
[21]John Naughton.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from Military Experiment to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J］.Journal of Cyber Policy，2016，1（1）：5-28.
[22]“分组交换”涉及将数字化消息分解成统一大小的离散数据“数据包”，然后通过交换机（或路由器）网状网络分发它们，这些交换机（或路由器）将它们传递到更接近其目的地的其他路由器，在那里数据包最终重新组合以重新创建原始消息。John Naughton.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from Military Experiment to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J］.Journal of Cyber Policy，2016，1（1）：5-28.
[23]Katie Hafner，Matthew Lyon.Where Wizards Stay Up Late：The Origins of the Internet［M］.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6：51.
[24]Katie Hafner，Matthew Lyon.Where Wizards Stay Up Late：The Origins of the Internet［M］.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6：66.
[25]Janet Abbate.Inventing the Internet［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9：45.
[26]Katie Hafner，Matthew Lyon.Where Wizards Stay Up Late：The Origins of the Internet［M］.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6：41.
[27]Katie Hafner，Matthew Lyon.Where Wizards Stay Up Late：The Origins of the Internet［M］.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6：176-186.
[28]Janet Abbate.Inventing the Internet［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9：108.
[29]John Naughton.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from Military Experiment to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J］.Journal of Cyber Policy，2016，1（1）：5-28.
[30]Janet Abbate.Inventing the Internet［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9：128.
[31]Barbara van Schewick.Internet Architecture and Innovation［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0：327-328.
[32]Janet Abbate.Inventing the Internet［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9：142.
[33]John Naughton.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from Military Experiment to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J］.Journal of Cyber Policy，2016，1（1）：5-28.
[34]Janet Abbate.Inventing the Internet［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9：143.
[35]Janet Abbate.Inventing the Internet［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9：194.
[36]数据来源：Gregory R.Gromov.The Roads and Crossroads of Internet History［EB/OL］.［2021-09-12］.http：//www.netvalley.com/intvalstat.html.
[37]John Naughton.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from Military Experiment to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J］.Journal of Cyber Policy，2016，1（1）：5-28.
[38]据称，1993年，新生的万维网上的流量增加了300000%以上。John Cassidy.Dot.con：How America Lost Its Mind and Its Money in the Internet Era［M］.New York：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3：57.
[39]当泡沫破灭时，这些公司留下了明显不需要的资产，他们建立的基础设施仍然存在，且对实现接下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正如经济学家J.Bradford DeLong所说：“投资者赔了钱。我们现在可以使用他们所有的东西。他们建造出来的东西没有利润，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将非常有用。”J.Bradford DeLong.Profits of Doom［EB/OL］.（2003-01-04）［2021-09-12］.https：//www.wired.com/2003/04/profits-of-doo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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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本表由笔者根据陈建功、李晓东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历史阶段划分》一文制作。陈建功，李晓东.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历史阶段划分［J］.互联网天地，2014（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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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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