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活动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商贾周游、文士漫游、宗教朝觐等活动。具有现代意义的旅游活动起始于1841年英国托马斯·库克组织的一次包租火车的团体旅游。尽管如此,旅游相关的学术研究却起步较晚。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外学者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旅游的活动过程。长久以来,旅游学并没有在学术界得到应有的重视。毫无疑问,旅游研究没有得到广泛尊重和接受是因为早期的旅游业本身并不是一个学科(Tribe,1997),而是被许多学者认为是边缘化的研究内容或是作为一个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包括人类学、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个母学科的介入,有助于旅游学科的多元化发展,但是旅游学研究呈现出的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旅游学科的建立也产生了分歧与区隔化。长期以来,旅游学的独立学科地位难以建立。
寻找最早的旅游学研究非常困难。尽管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了希罗多德(Herodotus)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编写的《历史》(Ἱστορίαι)一书,以及公元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等资料,但由于这只是个体在旅行活动中的简单记录,因此不能列入严格意义上的旅游学术研究范畴。同样的,导游类的书籍对于旅游研究人员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价值(Bruce,2010),但因其主要包含的是旅游景点及旅游攻略,同样不能作为对旅游学本身的研究。
早期的旅游研究大多是关于旅游活动的事实性描述,反映了真实世界中的旅游活动及其模式,描述了旅游业存在的相关现象、旅游活动产生的影响,以及与其他经济形态直接的关系。这些旅游研究绝大部分是非理论性的研究,且多聚焦于某一案例进行研究,可能不具有普适意义,甚至可能并不来源于学术期刊。尽管如此,早期这些研究还是进一步明晰了旅游活动的模式、关系和影响,以及旅游业的作用和规模。例如,Gilbert(1939)在研究中引用了1860年《泰晤士报》(The Times)的一篇文章,详细地描述了度假村的发展历程;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国家》(The Nation)杂志也针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研究。
沿海地区及其他类型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是旅游研究中历史最悠久的主题之一,地理学家和城市研究人员也自然而然地对这一主题特别感兴趣。除Gilbert外,Meinecke(1929)也是美国早期的旅游研究者之一。他的论文《过度旅游对加州红杉公园的影响(The Effect of Excessive Tourist Travel on California Redwood Parks)》是率先研究旅游业对环境影响的论文之一。另一篇关于旅游目的地的早期相关研究论文是Jones(1933年)关于山地型旅游目的地的著作。
20世纪上半叶的旅游学研究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具体问题:其一是土地使用,其二是旅游业的经济影响。Joerg(1935)和McMurray(1930)在研究土地使用规划时将旅游业纳入其中。Brown(1935)在娱乐业研究中对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和相关业务发展模式进行了调查。在旅游业对目的地经济影响的研究方面,最早出现的研究之一是Carlson(1938)和Ullman(1954)针对旅游和休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把便利设施作为区域增长的因素。
Barrett和Ullman(1954)率先将模型和理论引入旅游研究。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理论和概念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需要强调的是,早期对娱乐和休闲的研究与旅游业有着极大的关联。其中有两个突出的研究领域,一是关于旅行及需求,二是关于旅游承载力。在旅行及需求方面,Ullman和Volk(1961)构建了用于预测参观人数和特定景点上座率的模型。该研究所使用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为其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Clawson(1959)编著的《户外娱乐的需求和价值的衡量方法(Methods of Outdoor Recreation for the Demand and Value of Outdoor Recreation)》是该领域的开创性著作,随后又与Knetsch(1967)合著了《户外娱乐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Outdoor Recreation)》。或许由于这些研究使用了“娱乐”一词而非“旅游业”,导致了其中大部分研究成果被大多数旅游研究者所忽略。另外的一些重要研究包括Ellis和van Doren(1967)通过系统模型预测游憩流量的研究,Wolfe(1967)关于娱乐公路交通理论的研究以及Williams和Zelinsky(1970)对于国际游客流动模式的研究。
在旅游承载力研究方面,美国林业局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Wagar(1964)研究了载客量及游客体验质量与遇到的同行游客数量之间的关系,Lucas(1964)关于确定不同类型用户之间的最佳接触次数的研究也与旅游目的地息息相关。美国林业局研究人员的工作对于当前广泛应用的管理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如可接受的限度变化(Stankey,1985)和机会谱(Clarke和Stankey,1979)等概念。目前,关于自然旅游目的地的管理(特别是生态型自然旅游目的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一时期所做的基础研究进行拓展的。(www.xing528.com)
20世纪70年代是旅游研究理论快速发展的十年。这十年中出现的许多理论和模式仍然在当代旅游文献中被广泛和频繁的引用。在越来越重视实证研究、量化和适用性的当今时代,旅游研究学者主要参考的理论仍然是由思想和经验发展而来,而非数据。即使是在使用数据的研究中,对于数据的分析也是基于当代著名的模型、理论和概念,而这些模型、理论和概念也是由思想和经验发展而来的产物。尽管当时的旅游研究很少采用模型,但这些研究为后续的旅游研究奠定了基础。从当今视角来看,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模型、理论和概念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不足,但事实上,这些模型、理论和概念在现今仍然被研究者引用,也是对其研究价值的肯定。所有这些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研究对象都是现实世界中的旅游,而非概念化的旅游,包括游客的属性及其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关系以及旅游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它们在今天仍然有意义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至今,旅游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Aramberri(2010)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我们的旅游研究快速增长仍然有增无减(The quick growth of tourism research that has been with us since the 1990s remains unabated)”。一方面,基于不同母学科的多元化研究方法被引入旅游学科;另一方面,研究对象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研究问题被发掘出来。总体来看,尽管旅游学科的独立学科地位尚未建立,但是旅游研究不断走向成熟,而且其中还产生了一些较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二、旅游学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多年来,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借用现有母系学科的概念和模型,并将其应用于旅游现象研究中,这反映了旅游学科研究的多学科性与交叉性。尽管将新观念和新思想引入旅游研究不失为学术研究的一种好方法,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将旅游业塑造成了一个没有独立理论体系或概念架构的二级学科。纵观最新的旅游研究论文,来自其他学科研究领域的概念或相关模型被大量嫁接到旅游研究中,一些几乎和旅游业不相关的概念或模型在旅游研究的某些领域却发挥了较大作用。不得不强调的是,这些概念或模型通常并非基于旅游情境生成,因此在适用性方面尚待进一步验证。
在旅游研究中,过多地接受来自其他学科的想法和概念,可能会导致学术界对旅游本身研究的忽视,同时,也忽略了旅游和其他学科在人类社会与经济行为方面的差异。如果不加批判地接受来自旅游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的想法,那么纵使其出发点是为了提高旅游研究的学术水平,实际上却会对旅游研究造成一种伤害。有学者认为,这种做法是为了使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在研究评估方面更容易接受旅游研究,但事实上往往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目前大部分旅游研究都集中于社会文化理论和旅游管理两大领域,Aramberri(2010)精辟地将其类比作剪刀的两个刀刃。旅游学术中一个明显缺失的领域是对旅游环境方面的研究。在当下这样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调可持续性的时代,旅游研究几乎忽略了这一细分领域。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旅游研究需要更多地关注旅游与其所在的环境之间的关系。目前,主流旅游期刊的学术论文都是从社会科学或是管理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一主题,只有在生态学及地理学的期刊中才能找到涉及这一研究领域的文章。无论是旅游中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总体影响(如对水、野生动物和植物的影响),还是旅游业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旅游研究人员普遍缺乏对这些主题的关注。一个原因是旅游类期刊的导向性,另一个原因是专业人士的匮乏。其中积极的一面是,中国的旅游学者在旅游研究领域不断耕耘,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如北京联合大学主办的《旅游学刊》业已成长为中国旅游学术的一个重要交流平台,刊载文章涵盖了从哲学问题到复杂的统计分析等多样化主题,使国内旅游学术研究水平不断提升。
旅游研究若要对学科知识做出重大贡献,应该回到旅游存在的背景下审视旅游,强调学科体系的构建,而不是开发新的细分研究领域,导致旅游研究的碎片化。目前,旅游研究的两极分化是高度个人化的主观解释(通常使用极小的、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以及在统计层面进行的高级统计分析。如果要认真对待旅游研究并使研究结果具有真正的意义,就需要改变这种两极分化的研究局面。在这一令人兴奋且最具挑战性的课题中,有许多问题和未知需要探索。旅游学是社会科学重要的研究领域,我们有义务消除学界的偏见,研究出能够公正反映这一学科主题和意义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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