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顿教：以真空妙有证得生命之旨归

僧肇偏于悟“空”，有其特定的因缘。

首先是，他师从的一代宗师鸠摩罗什就坚执于大乘空宗，他曾开示：

深著戏论故，少于“有无”中见有过患，直至涅槃者。是故佛意欲令出“有无”故，说“非有，非无”，更无有法。不知佛意者，便著“非有非无”，是故佛复破“非有非无”[32]。

这是说，对于万法，以至于佛所示“涅槃”，都不可以“有无”论，也不可以“非有”、“非无”论，还不可以“非有非无”论。如是不断地“双非”下去，方可证“空”。僧肇作为“解空第一”者，自必深契师说。

其次是，大乘有宗于罗什在世时尚未广传。罗什辞世不久，法显等才译出《泥洹经》，罗什另一名弟子僧睿作《喻疑》称：

什公时虽未有《大般泥洹》文，已有《法身经》，明佛法身即是泥洹，与今所出若合符契。此公若得闻此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便当应如白日朗其胸襟，甘露润其四体，无所疑也。何以知之？每至苦问：“佛之真主亦复虚妄，积功累德，谁为不惑之本？”或时有言：“佛若虚妄，谁为真者？若是虚妄，积功累德，谁为其主？”如其所探，今言佛有真业、众生有真性，虽未见其经证，明评量意，便为不乖。而亦曾问：“此土先有经言，一切众生皆当作佛，此当云何？”答言：“《法华》开佛知见，亦可皆有为佛性。若有佛性，复为何不得皆作佛耶？但此《法华》所明，明其唯有佛乘，无二无三，不明一切众生皆当作佛。皆当作佛，我未见之，亦不抑言无也。”若得闻此正言，真是会其心府，故知闻之必深信受[33]。(www.xing528.com)

僧睿此说所提示的是：其一，在般若学盛传之际，罗什弟子已不断提出疑问：“佛若虚妄，谁为真者？”“谁”在修持积德，积德又为“谁”？罗什弟子的疑问意味着，佛教一定要回归到对佛的信仰，开显出“佛有真我”的观念；其二，在罗什的译籍中，《法身经》、《法华经》亦已触及这类问题，延伸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这即是说，佛教传入中国由推崇般若学向如来藏学—佛性论的转变，有佛学自身在信仰上和学理上的内在根据。

但是，佛教如来藏学—佛性论更受中国教内外学人欢迎，还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特性有关。冯友兰先生曾说：

佛教中派别虽多，然其大体之倾向，则在于说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谓外界，乃系吾人之心所现，虚妄不实，所谓空也。但由本书以上所讲观之，则中国人对于世界之见解，皆为实在论。即以为吾人主观之外，实有客观的外界。谓外界必依吾人之心，乃始有存在，在中国人视之，乃非常可怪之论。故中国人讲佛学者多与佛学所谓空者以一种解释，使外界为“不真空”[34]。

冯友兰以“实在论”评点国人心态，只可以说“近是”。这是因为：一方面，如来藏学确实坚执有一“常乐我净”之“一真法界”，因而更容易为中国本土接受；但另一方面，如来藏学还是主张要“空”去“身我”及其所对的外境，才可以证入此“一真法界”。由是可见它亦以“空”为“其法”。及禅宗顿教以“真空”入“妙有”，则更难以简单地取“实在论”与否评判国人心态。

《涅槃经》等经典宣示的如来藏学—佛性论在中国南北朝至唐代如何引发中国佛学各种流派的发生与发展，本书无法一一评述，下面我们只就受道家影响最深的禅宗顿教，作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