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为兄弟。兄程颢（1032—1085），字伯淳，后称明道先生；弟程颐（1033—1107），字正叔，后称伊川先生。兄弟二人早年曾就学于周敦颐。《明道先生行状》记程颢：“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敦颐）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63]可见其于老、释之学不为不熟。弟程颐同学于周子，但与乃兄有别。《伊川先生年谱》记其“幼有高识，非礼不动”[64]，只以儒家为思想行为准则[65]。由之，二人日后的理论与风范也有若干差别，以致近人把程颢归为陆王心学源头，而程颐则为朱子理学源头。
二程与张载既是亲戚又是同道，因之有许多学术交流。二程显然是认同张子“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的。他们常说：
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66]。
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才则有善与不善，性则无不善[67]。
气有善不善，性则无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气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养气者，养之至则清明纯全，而昏塞之患去矣[68]。
二程这里的提法，无疑都有似于张子。
然而，纯善的“天”之“性”是什么？从何而来？我们说过，张子是把“天性”的来源归之于“天地之气”，且为了赋予“天性”以公共的、普遍的意义，还把“天地之气”的本性指称为“虚”为“无”。对张子的这一说法，二程不以为然。他们批评张子说：
立清虚一大为万物之源，恐未安，须兼清浊虚实乃可言神。道体物不遗，不应有方所[69]。
这是说，“道”既是“体物不遗”的，就不应该只讲“虚”不讲“实”，只讲“清”不讲“浊”。又说：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70]。
这是说，以“清虚一大”之“气”指“道”，便落入形而下之器了。还记：
尝问先生，“其有知之原，当俱禀得”。先生谓：“不曾禀得，何处交割得来？”又语[71]及太虚，曰：“亦无太虚。”遂指虚曰：“皆是理，安得谓之虚？……天下无实于理者。”
这里的前一问题，是讨论认知的来源；后一问题，二程子的回答直指天地宇宙之终极存在，不是“虚”而是“理”，“理”是“实”的。
这就是说，具公共普遍意义，并成就纯善的“天地之性”的，不是“清虚一大”之“气”，而是“实”之“理”。故二程自称：
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72]。
按，“理”之一词，先秦典籍已不乏见。《庄子·则阳篇》就称：
四时殊气，天不赐，故岁成；王官殊职，君不私，故国治；文武［殊能］，大人不赐，故德备；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www.xing528.com)
《韩非子·解老》篇则称：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
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物可得道也。
依先秦这些典籍的说法，“理”显然是把握客观自然世界发展变化法则的范畴，为经验性的，作为公共（“不私”的、“尽稽”的）的“道”才具先验绝对意义。
到二程这里，“理”或“天理”仍然保留着把握客观自然世界发展变化法则的含蕴，但已经不再是相对的、经验性的，而被赋予先验绝对的意义了。程子下面的提法可证：
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如一阖一辟谓之变[73]。
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74]。
这里的“道”即“理”。程子以阴阳之气之“所以”说“道”称“理”，就以“道”或“理”为变化必然法则。程子把作为变化必然法则之“道”或“理”上提为“形而上”，而把“气”往下拽落成为形而下了。
再说，作为形而上的“理”，它是“实”的。“实”在哪里？此形而上之“理”禀赋于人人物物所构成的“天地之性”为纯善，它的“善”又表现在哪里？程子称：
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75]。
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仁，体也；义，宜也；礼，别也；智，知也；信，实也[76]。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77]。
这显然是说，“理”之“实”就表现在它是以仁、义、礼、智、信作为内容；“性即理”，故“天命之性”是纯善的，就表现在仁、义、礼、智、信等善的价值意识对“性”的给定性。
原先，在董仲舒那里，也讲价值意识的先天给定性，但他是由气禀给定的。我们说过，从气禀讲价值给定性，会导致作为存在世界源头的“气”的灵性化，从而引出万物有灵论；而且，价值意识既由气禀先天给定，则成就何种心灵意境与精神品格，一决于“天生才情”，毋予于功夫修习。董子的这样一些主张与见解，不为张载所认取。张子一方面强调气禀与气化的自然性，（认同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消解董子的目的论与万物有灵论；另一方面，在涉及气的性状（天地之性）问题时，不以“仁”为说而以“虚无”论。以“虚无”论“性”，意谓着并不强调人与物在本性上的给定性与确定性。人是否可以成为圣贤，不是先天给定与确定的，而是通过自己的体认与修为得来的。由是，张子讲求“变化气质”，这就是“修习”。及也从对“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的敬仰与体认中成就“体物不遗”、“一体之仁”的境界，则显然是儒、道二家思想的融汇。
来到二程。二程的形上学不再取“气”论而主“理”论。“理”不是“虚”的而是“实”的。它的“实”就表现在它是可以为认知所把握的，又是有确定内容的，那就是“仁、义、礼、智、信”。就它具有客观自然的色彩而言，于道家有所资借；但既以“仁、义、礼、智、信”作为价值内容，则这种资借的着意，在赋予“仁、义、礼、智、信”等价值意识以客观必然法则的意义。原先董子只是把价值意识客观自然化了；及二程更把价值意识客观必然法则化了。儒学的价值追求在二程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朱熹的思想，正是沿着二程特别是程颐子开出的方向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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