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子于《五行相生》篇写道：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固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9]。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即老子所说“道生一”；“分为阴阳”，即老子所说“一生二”。及“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则从《管子》之《四时》、《五行》和《吕氏春秋》之十二纪引申。董子的宇宙论建构有取于道家，诚毋庸置疑。
那么，从“分为阴阳”，如何“判为四时”呢？董子称：
阴与阳，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左或右。春俱南，秋俱北，夏交于前，冬交于后，并行而不同路，交会而各代理；此其文与[10]。
这是说，春夏秋冬四时，是由阴阳之气的不同运化状况带出的。
阴阳的运化不但带出四时，而且兼及方位：
天之道终而复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终始也，阴阳之所合别也。冬至之后，阴俛而西入，阳仰而东出，出入之处，常相反也；多少调和之适，常相顺也。有多而无溢，有少而无绝。春夏阳多而阴少，秋冬阳少而阴多。多少无常，未尝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损益，以多少相溉济也……春秋之中，阴阳之气俱相并也，中春以生，中秋以杀。由此见之，天之所起其气积，天之所废其气随。故至春，少阳东出就木，与之俱生；至夏，太阳南出就火，与之俱暖。此非各就其类，而与之相起与？少阳就木，太阳就火，火木相称，各就其正，此非正其伦与？至于秋时，少阴兴而不得以秋从金，从金而伤火功。虽不得以从金，亦以秋出于东方，俛其处而适其事，以成岁功，此非权与？阴之行，固常居虚，而不得居实。至于冬而止空虚，太阳乃得北就其类，而与水起寒。是故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11]。
董子这里所说“天之道，终而复始”，依苏舆义证，近于《南淮子·天文训》所述：“昼者阳之分，夜者阴之分，是以阳气胜则日修而夜短，阴气胜则日短而夜修。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南淮子·诠言训》又称：“阳气起于东北，尽于西南；阴气起于西南，尽于东北。阴阳之始，皆调适相似。”董子这里所说阴阳出入与春夏秋冬四时的关联，即有得于黄老道家。(www.xing528.com)
及上文所说四时与五行的关联，董子有进一步解说：
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12]。
五行之随，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比其能，天之数也。土居中央，谓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土兼之也[13]。
董子确认，木、火、土、金、水五行是各居东、南、中、西、北各方，且主理春、夏、季夏、秋、冬五时的。在儒学的脉络中，“五行”所代表的“五方”观念的引入，显然比《易传》更贴近大自然变化的节律与农业文明的经验直观。
依宇宙论，天地万物因顺着阴阳、四时、五行（五方）的秩序而生生化化；阴阳、四时、五行的变迁的节律便使万物形成不同的品类；同类的事物，由于有相同的性质、功用，可以相互通感；异类的事物，则因性质、功用的不同，而产生互制。这种情况，早在《管子》诸篇已有论述。《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称：“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董子既取宇宙论之阴阳、四时、五行为说，必也认同这种“类”观念。他甚至专撰《同类相动》一文，以便发挥《应同》篇的见解。他称：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则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
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天将欲阴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阴气也。有忧亦使人卧者，是阴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阳相索也……阴阳之气，因可以类相益损也。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14]。
董子于此强调同类事物的相感相动性，并力图赋予这种同类相感相动性以经验的实证意义。而在董子把人的身体构成，人的情感生发与人的价值认取，也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联结起来之后，就使儒学的价值信念获得了比《易传》更系统、更确定性的存在论的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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