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达文文集（第4卷）：葛洪《抱朴子·内篇》的外丹道理论

继河上公《老子章句》和魏伯阳《参同契》之后，来到两晋，道教无论是在教团组织的规模上，还是在系统理论的建构上，都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系统理论建构上最杰出的人物，当为葛洪。

葛洪（282—343或363），号抱朴子。祖父葛玄即为丹道家。青年时到广州，深受南海太守鲍靓赏识，招为女婿。鲍靓父女亦为丹道家。可见，葛洪得以成为外丹道理论系统化的奠基人，自有渊源。

葛洪应该读过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他所作《神仙传》曾有所提及。但在他自述从学经历时却称：

其河洛图纬，一视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书及算术、九宫、三棋、太一、飞符之属，了不从焉，由其苦人而少气味也。晚学风角、望气、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计此辈率是为人用之事，同出身情，无急以此自劳役，不如省子书之有益，遂又废焉[41]。

按，《参同契》引入汉《易》，使丹道理论贴近大自然依阴阳四时五行而变迁的节律，但以九宫、望气、遁甲等方式把握这种节律，多有荒诞不经之处。葛洪不以为然，亦就少有承接。

但这并不影响葛洪成为外丹道一位卓著的理论家。

葛洪之为外丹道一位卓著的理论家，首先表现在他具有作为理论家那种好奇心与想象力；其次表现在他在理论建构上的系统性；其三还表现在他坚韧的实践精神。

葛洪所取的理论框架，无疑还是两汉流行的宇宙论。所著《抱朴子·内篇》之首《畅玄》一开始即称：

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眛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电驰。……因兆类而为有，托潜寂而为无。……乾以之高，坤以之卑，云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大始，鼓冶亿类。[42]

这里的“玄”即是“道”，也即是混沌未分之“气”。“道”或“气”因混沌未分、不可把捉又具天地宇宙本始意义而显得“玄”。葛洪这类提法，于黄老学各种论作里常见。

人与万物，就在“元一”之“气”的吐纳中生成：

浑茫剖判，清浊以陈，或升而动，或降而静，彼天地犹不知所以然也。万物感气，并亦自然，与彼天地，各为一物，但成有先后，体有巨细耳[43]。

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生者也[44]。

人与万物“无不须气生者”，这也都是两汉宇宙论惯常的说法。

就人而言。人既由元气化生，人之质体、性状由禀得之元气决定，人的生死变化自亦取决于气之存在与变化状况。葛洪称：

（人）受气各有多少，多者其尽迟，少者其竭速[45]。

彼虽年老而受气本多，受气本多则伤损薄，伤损薄则易养。……此虽年少而受气本少，受气本少则伤身，伤身则难救[46]。

这就是以“受气”之多少，论生命之短长。

按，“彻底的自然主义”如王充，亦以禀气多少论生命之短长。所撰《论衡·气寿》篇称“人之禀气，或充实而坚强，或虚劣而软弱。充实坚强，其年寿；虚劣软弱，失弃其身”，即是。但他认为，人禀受气之多少决定生命短长的状况是不可改变的。故于《论衡·无形》篇又称：“人禀气于天，气成而形立，则命相须以至终死，形不可变化，年亦不可增加。……今人以为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复更也？”由之，王充主一切顺其自然。

葛洪有别。在他看来，天地宇宙既然处于生生息息永无终了的变化中，为什么人的寿命就不可以改变？天地宇宙在永无终了的变化中总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突破常规的特殊现象，为什么要受常规性的思维方式所主宰？既然天地宇宙在永恒的变化中总会出现各种突破性的特殊现象，为什么人类在当中不可以有所作为？

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的追寻中，我们看到了葛洪所具有的一种科学家的好奇心与想象力，一种作为科学家的独特的精神气质。

我们看葛洪的论作：

夫存亡终始，诚是大体，其异同参差，或然或否，变化万品，奇怪无方；物是事非，本钧末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终者多矣，混而齐之，非通理矣。谓夏必长而荠麦枯焉，谓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谓始必终而天地无穷焉，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存焉。……万殊之类，不可以一概断之，正如此也久矣[47]。

这是从“天地之自然”来确认变化的永恒性。又：(www.xing528.com)

虽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毕见焉；虽禀极聪，而有声者不可尽闻焉。虽有大章竖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虽有禹舜齐谐之智，而所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万物云云，何所不见，况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为无之[48]？

这是确认变化必以超出普遍性、常规性的方式显现。

尔后，依循变化提供的特殊性和种种可能性，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越人救虢太子于既殒，胡医活绝气之苏武，淳于能觧颅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澣胃，文挚愆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纳赤饼，此医家之薄技，犹能若是，岂况神仙之道，何所不为[49]？

前人所做过的种种存亡救绝的成功例子表明，在自然世界提供的变化的无限可能性前面，是可以容纳人的无限的创造性的。

从葛洪的这些说法我们诚然可以看到，他真当具足科学家的精神品格。

回到人的长生问题。葛洪坚信：

我命在我不在天[50]。

葛洪的这样一个提法，在儒家之孔子、孟子和《易传》、董仲舒那里，在道家之老子、庄子乃至黄老思潮那里，都是没有的。儒家一系，孔子讲“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孟子讲“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孟子·梁惠王上》），《易传》、董仲舒引入宇宙论讲求“法象”天地[51]，“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春秋繁露·玉杯》）等等，都不强调人的自我作主的可能性；在道家一脉，老子主“归根曰静，是谓复命”（《老子·十六章》），庄子主“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黄老思潮拓展宇宙论自当更强调因循自然法则而不以为“我”可以主宰“我自己”。由葛洪首倡，往后之道教学者均坚信：“我命在我不在天。”

必须注意的是，葛洪这种对自我生命的自我主宰意识，并不是一种抗逆自然的意识。他其实仍然认可要“因循自然”，只是主张要充分利用自然变迁的种种可能性，发挥人的创造力而已。

依宇宙论，人人物物既均由一气化生，那么，如果人所禀得之元气得以保持而不会散失，是否就可以长生不老？葛洪的神仙论是从这里提出问题的。他称：

故仙经曰：养生以不伤为本。此要言也。

是以养生之方，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凡食过则结积聚，饮过则成痰癖。……忍怒以全阴气，抑喜以养阳气……[52]

葛洪这里所述的养生方法，显然都不是玄想的产物，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观察所得。葛洪只不过在人们观察与经验所得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如果一个人的元气保养得好，损伤较少，损伤之后，又有某种方法补而救之，能否长生不老，得成神仙呢？葛洪完全有理由做这样一种引申与猜想。

但是，葛洪也知道，人所禀得之元气，在人的生命历程中，是不可能不被损耗的。因之，葛洪又进而设想：如果有所损耗，是否可以补回？在日常生活经验的范围内，人们就已经看到，五谷、药石之类对人的元气有补益的作用：

夫人所以死者，诸欲所损也。老也，百病所害也，毒恶所中也，邪气所伤也，风冷所犯也。……今医家通明肾气之丸，内补五络之散，骨填苟杞之煎，黄蓍建中之汤，将服之者，皆致肥丁。漆叶青蓁，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寿二百岁，而耳目聪明，犹能持针以治病，此近代之实事，良史所记注者也[53]。

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倍于五谷耶[54]？

而最上品的药，莫过于金丹：

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荣卫，非但铜青之外傅矣[55]。

金丹之为物，其“百炼不消”、“毕天不朽”之特性，是借观察与经验可以确认的。依此推想，金丹入于身中，“沾洽荣卫”，必能“炼人身体”使“自坚固”，自当可以不老不死，得道成仙。由是，葛洪长年致力于金丹之烧炼，表现出一种坚忍的实践精神。

按，葛仙翁之炼丹术，似乎更关注选用之材料，而少及材料之“类”的特性和烧炼过程中时间和空间之交错与火候等问题。大自然变迁的时空节律和由之形成的“类”的观念不可避免会引出炼丹的种种禁忌乃至巫术。葛洪既比较排斥“巫术”，故也轻忽了炼丹的技艺[56]。因之，他虽然为早期道教的丹道理论奠定了基础，但对后世的影响，反而不及《周易参同契》了。

葛洪之丹道论重“炼形”，其“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的做法，人们也称之为外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