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体现着一种生活方式，是为一种生命情调、生活趣味的选取与践行提供依据、作出辩护、加以持守的。在中国历史上对士人影响深远的“魏晋风度”，所体现的正是以道家为主导的“魏晋玄学”作为生活方式的这样一种特征。
“魏晋风度”的演变，与“魏晋玄学”一样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大体而言，在“正始”时期，士人主要还是以“仕不事事”与“玄谈”为所尚之风度；进至“竹林”时期，士人开始突破名教之束缚并借嗜酒放开自我；降及元康时期和东晋年间，士人不仅把蔑视名教、酒神精神放大到极点，而且更狂热地追逐带着肉身的自我的现世当下之生活。这一演变过程，无疑一方面表现了士人们对黑暗现实和名教作为黑暗现实的遮羞布的破斥与抗逆，另一方面，在其越往后越放任的趋向中，又显示了一种责任的缺失与心性的迷失。
下面，我们仅选取魏晋士人在鄙弃名教、纵酒风情与张扬自我等方面所显示的情趣，看“魏晋风度”是如何体现“魏晋玄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及其所呈现的精神价值的。
“礼岂为我设”
《世说新语·任诞》记：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阮籍（嗣宗）丧母仍然饮酒食肉而备受指摘，然阮以为“礼岂为我设邪”（《晋书·阮籍传》），照样“饮啖不辍”。
《晋书·嵇康传》记：
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傍若无人。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之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嵇康与向秀锻打器具“相对欣然”，名士钟会前来拜会，嵇康“锻之不辍，不为之礼”，亦见对名教多么轻蔑。
《世说新语·傲简》记：
王平子出为荆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巢子。凉衣拘阂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旁若无人。
王子平（王澄）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太尉及时贤均来送行，然而他老兄却爬到树上玩鸟去了。无视君臣上下之礼以至如此。
《世说新语·惑溺》记：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卿”在当时为亲近乃至亲溺之称呼。王安丰（王戎）妻子摈弃夫妇之“礼”以“卿卿”示爱，足见时贤对“夫为妻纲”之“礼教”亦不以为然。
郭象常称“任而直前，无所避就”[60]，“纵体而自任”[61]，“敖然自放”[62]，这不就是魏晋风度斥逐名教的一种理论表述吗？
“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任诞》记：
（刘伶）淡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钎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
《晋书·刘伶传》又记：
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刘伶以酒为伴，赤身裸体不以为羞，财物形骸不以为患，是见放达之甚。
《晋书·阮咸传》称：
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
正是酒神使阮氏一族不再区分人物彼我，不再受功名利禄的牵累，精神心理得以彻底释放。
往后更甚。《世说新语·任诞》记：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晋书·光逸传》述：
（光逸）寻以世难，避乱渡江，复依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光逸之字）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www.xing528.com)
张季鹰（张翰）“以为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八达”们更是“散发裸裎”，闭室酣饮不舍昼夜。正是酒神精神使名士们挣脱了前世今生、上下尊卑的枷锁。
嵇康主“显情无措”“触情而行”，郭象称“忽然与之俱往”[63]，“任足之自行无所趣”[64]。他们对理性计度的抗拒，不就是从理论的角度，为名士们挣脱枷锁提出形上根据吗？
“宁作我”
斥逐名教之后便有自我的张扬与凸显。
《晋书·庾亮传》记：
王衍不与亮交，亮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为耳。”亮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
王衍位高自尊，庾亮并不为所屈折。“我自用我家法”，以平等无间之卿卿之。
《世说新语·品藻》记：
桓公少与殷浩齐名常有竟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庾亮、殷浩“我自用我家法”、“宁作我”的精神，都表现得极其自我。郭象说：“不付之于我而属之彼”[65]，“天下大患者失我也”[66]。郭象这样一种哲学观念不就已被体现在“宁作我”的精神风貌中吗？
“终当为情死”
魏晋名士们凸显的“自我”，诚然为“情感我”。
看阮籍：
（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阮籍传》）
阮公（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独驾“不由径路”，不作理性选择；“恸哭而反”，乃为“情”所驱。及为美色所动却不坠于欲求，更见“情”之深处。
看王戎：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世说新语·任诞》）
王戎对“忘情”的圣人和“不及情”的下等人均不予取。好一个“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看桓伊：
桓子野（桓伊）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世说新语·任诞》）
又：
王子猷（王徽之）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世说新语·任诞》）
桓子野不问身份，不取语言的表白与客套，或听歌或自奏都是那样“一往有深情”。
再看王庭：
王长史（王庭，字伯舆）登茅山，大恸哭曰：“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世说新语·任诞》）
名士们至于“终当为情死”，“情”在他们那里便具终极意义。要知道理性“我”是把“我”放置于种种对待关系中予以考量的，只具相对性。“情感我”一无禁忌，才使个体现世当下之我被极大地凸显起来。
前面我们说过，嵇康在理论上鼓动的是“任心无穷，不识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郭象在理论上宣扬的是“纵心直前而群士自合，非谋谟以致之者也；直自全当而无过耳，非以得失经心者也”。魏晋名士如许“重情”，不也是这些理论主张贯彻于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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