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也许会说，每个个体可以接受任何的存在方式与变化样式，把任何存在方式与变化样式体认为自己。而个体任何的存在方式与变化样式都是忽然的、偶然的，是每个个体不能选择也无法把握的，这不就意味着郭象是认“命”的？
毫无疑问，郭象是承认“命”，承认由“命”—忽然与偶然的变迁带来的每个个体的差别性的。郭象也把这种状况称之为“自然性分”。由“自然性分”观念带出了在价值追求上郭象与庄子的差别和郭象是不是与儒学之“名教”主张合流这样两大问题。
我们知道，庄子的价值追求为“逍遥游”。在庄子看来，要实现逍遥游，必须作一番“小大之辨”。“小”物如蜩与学鸠，“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极其可怜却自以为得意；“大”物如大鲲大鹏，其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庄子·逍遥游》（，何等雄伟壮阔。庄子作“小”与“大”的这种分辨，用意显然在于凸现“天地境界”与细小、浅近的凡俗世间的区别，指点人们从世俗的功利困迫一重重脱出，使心境一层层提升，而成就逍遥游。从世俗的功利困迫脱出，必讲求“无我”，由“无我”而“无待”，才得以“游无穷”，故庄子有“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之论。
郭象也讲“逍遥游”。但郭象以为如果有“小大之辨”，即是把“小”与“大”对置起来，构成对待与限定关系，无法实现逍遥游。因之，郭注《庄子·逍遥游》着力于以化去“小大之辨”为入路。他注称：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www.xing528.com)
是故统小大者，无小无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则虽大鹏之与斥，宰官之与御风，同为累物耳……若夫逍遥而系于有方，则虽放之使游而有所穷矣，未能无待也。
故有待、无待，吾所不能齐也。至于各安其性，天机自张，受而不知，则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犹不足以殊有待，况有待者之巨细乎。
郭象这是说，人人物物大小巨细长短，各自成为什么样子，那是给定的，不可以选择的。在给定、不可以选择的这点上，万物（大小短长）都是有待的。在有待的意义上，万物都是一样的，并无区别。万物（大小短长）中的各个个体被给定为什么样子或变成什么样式，这是它的“自然性分”。任何个体都不能逃离“自然性分”，是亦无别。在“自然性分”中，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个体其实都被赋予特定的“场域”，是所谓“自得之场”。“自得之场”一方面构成为每一人物、每一个体（含个体的任何存在方式与变化样式）的外在“命限”，但在外在命限的范围内，每个个体又都因具同等的自足性，从而成就同等的“逍遥游”。是所谓“逍遥一也”。
与庄子的价值追求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指点人们从世俗的功利困迫中超脱，也就是从命限给定的一切（身形、利欲、彼我对待）中超脱，成就逍遥游，这是一种极其理想、极其上扬的精神追求；郭象顾及有待、性分、命限与场域的问题，有意于把理想的追求往下调适，显得更“现实”一点。但恰恰又是由于这种“现实性”，激发了他和名士们在价值追求上的现世当下性。这是郭象与庄子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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