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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达文文集(第4卷):玄冥独化的绝对自我

时间:2023-11-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理论上给出每个个体,个体的任何存在方式与变化样子,都是一个个的“绝对自我”,这正是郭象“万有独化”论的理论归旨。郭象却是回落到万有,在万有都是“掘然自得”、“玄冥转化”,万有之间没有任何统一性、任何关联性的意义上讲。

冯达文文集(第4卷):玄冥独化的绝对自我

更且,郭象不仅确认没有公共的本源—本体,从而消解万物的统一性根基;同时还确认,万物之间也不存在任何类的相关性,借此进一步消解一个个存在之人、之物的相互制约性。郭象举例称:

世或称罔两待景(影),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以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41]。

这里,郭象继续询问:有没有作为万物的共同本源—本体的“造物者”?如果这一“造物者”是“有”,则意味着它有形名的限定性,而不能包纳万物,成为万物共同的本源—本体;如果这一“造物者”为“无”,则意味着它不能给万物以任何规定性,同样不能成为万物的共同本源—本体。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万物之上之先,其实没有本源—本体,没有任何共同性或类的相关性。即使形与影、影与罔两(影子的影子)的关系也是如此。一切存在物都是“不待斯类而独化”[42],“独化于玄冥”之中的。

郭象还常称:

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矣[43]。

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44]。

自天地以及群物,皆自得而已,不兼他饰,斯非主之以太一耶[45]?

这里的“块然而自生”、“掘然自得”,所强调都是万物各自不依任何外在因缘、外在条件的独化性。

万物各自不仅是自生、自得,而且它们的变化也只是自身的变化:

体夫极数之妙心,故能无物而不同。无物而不同,则死生变化无往而非我矣。故生为我时,死为我顺,时为我聚,顺为我散,聚散虽异,而我皆我之[46]。

物之变化无时非生,生则所在皆本也[47]。

“死生变化无往而非我”,是说万物中每一物变化成什么样子都是它自己;“生则所在皆本”,则是指万有之任一物变化成什么样子就以什么样子为根本。

如上所说,既然万有中之任一物都是自生、自得、自化的,那么,每一物便都是自足的:

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48]。

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49]。(www.xing528.com)

大物与小物,大鹏与小鸟,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对待与依因关系,它们各自是以自己为自己存在的根据,它们长成什么样子就以什么样子完成其自己,实现其自己(“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各自并不缺少什么,都是一个个的绝对体。

又且,既然万有中每一个体的任何存在方式与变化样式都不过是个体“自我”的一种实现,那么每个个体又都是无限的: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为我载,生为我劳,老为我佚,死为我息。四者虽变,未始非我[50]。

夫圣人游于变化之涂,放于日新之流,万物万化亦与之万化;化者无极亦与之无极,谁得遁之哉?夫于生为亡,而于死为存,则何时而非存哉[51]?

每个个体不执着于某一种存在方式与变化样式,只顺随着种种无法确定的变化而把任何存在方式与变化样式体认为“自我”,“我”由此便不再受到限定而获得无限性。“万物万化亦与之万化,化者无极亦与之无极”,是即“我无不同故能独有斯万”[52]是也。

每个个体既然都是绝对自足的、无限的,因之,每个个体,包括它的任何存在方式与变化样式,便都具本体的意义;每个个体,包括它的任何存在方式与变化样式,亦都是一个个的“绝对自我”。在理论上给出每个个体,个体的任何存在方式与变化样子,都是一个个的“绝对自我”,这正是郭象“万有独化”论的理论归旨。

回顾从老子庄子到王弼的理论变迁。

我们说过,老、庄、王大体上是通过寻找宇宙万物的本源或本体的方式去给出无限性的。“本源”之所以具有无限性的意义,在于它本身虽然是单一的,但却可以化生出无限多样的事事物物;“本体”之所以具有无限性的意义,则在于它抽去了任何各别形限,在内涵上什么都没有(无),因而在外延上便可以无所不包摄。及郭象这里,一个个的存在物、变化物之外、之先的“本源”、“本体”都被消解了,“本体”就体认在一个个事物的存在方式、变化样式中,“本体”的绝对无限性就体认在因顺任一存在方式与变化样式而实现其自己之中。可以说,把一个个存在物及其任何存在方式与变化样式都升格为“本体”,是郭象的理论创造

必须辨别的是,从“静”、“一”之本源—本体回落下来“因顺”变化,并非只见于郭象。我们说过,法家韩非子就主“事因于势而备适于事”(《韩非子·五蠹》),即顺随万有的力量对比(数)及其形成的格局(势)而取不同的应对之道,黄老学之《管子》诸篇、《吕氏春秋·十二纪》更主因顺阴阳四时五行的变迁而取不同的治事施设与生活方式。但他们回落下来关注的显然主要还属于经验世界与经验知识的范畴,且不涉及“我”与主体的问题。郭象不同。他消解了统一的本源—本体的存在意义,也就消解了万有的统一性;确认万有中任一存在方式与变化样式都是偶然的,也就消解了万有之间的任何关联性。万有之间既然没有任何统一性、关联性,也就不需要讲求认知理性。郭象称:

天者自然之谓也。夫为为者不能为,而为自为耳;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是故真人遗知而知,不为而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称绝而为名去也[53]。

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54]。

纵心直前而群士自合,非谋谟以致之者也;直自全当而无过耳,非以得失经心者也[55]。

按,老子、庄子、王弼也都否定知识理性。但那是从本源—本体不可以认知的方式给出与把握的意义上讲的。郭象却是回落到万有,在万有都是“掘然自得”、“玄冥转化”,万有之间没有任何统一性、任何关联性的意义上讲。老庄之本源、本体不可以认知的方式给出,由之成就的人格追求自是超越的,但却是无身体“我”(无感性)的;而郭象既消解本源—本体回落万有,确认万有之间不存在任何统一性、关联性,万有各自并不需要打量与前后的、上下左右的物的关系,不需要以理性计算自己的行为对周遭世界的影响,其实也是超越的,而且这种超越性凸显的还是带着身体(感性)的现世的个体自我及其绝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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