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对名教的公开而尖锐的批判,见于他所撰的《难自然好学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等文论中。
在《难自然好学论》里,嵇康毫不隐晦地表白:
据其原也,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经。固知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则鸟不毁以求驯,兽不群而求畜。则人之真性无为,正(不)当自然耽此礼学矣。
嵇康继续写道:
吾子谓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耳。今若以明堂为丙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谭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缺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
“人性以从欲为欢”,是说人都有自己的欲求,而且正是这种欲求,构成人的自然—本然情性;而儒家推崇的六经及六经所主的“名教”,讲求的是社会规范,这些社会规范作为后设的、从外部加于人的东西,具有压抑、宰制人的自然欲求的作用,那是违反自然人性的。因之,嵇康“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认为要把儒家的仁义礼乐教化“兼而弃之”,人的自然本性才能够得以伸张。
嵇康先前的好友山涛(巨源)经受不住司马氏集团的诱迫,出仕为官,同时也推荐了嵇康。嵇康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表愤怒。书中嵇康直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有志于效仿老庄;又称“游心于寂寞,以无为贵”,绝无意于出仕为官。嵇康自称为官“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www.xing528.com)
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可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
嵇康这里的“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实都以否弃君臣上下之教即“名教”为言。其“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之说,更表现了对儒学的明目张胆的斥逐。
阮籍“发言玄远”《晋书·阮籍传》称:“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然对君臣上下之教的贬斥也不亚于嵇康。他在所作《大人先生传》中写道:
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今汝造音以乱耳,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于是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散之祸。此非汝君子之为乎?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
阮籍在这里就尖锐地揭明,现存社会的各种礼法,实际上都是为一班自称为“君子”的人掠夺下民服务的。“君子”们“欺愚诳拙,藏智自神”,“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生活极其腐朽,还以仁义为旗号,以廉洁为遮掩。儒家的仁义礼乐已经蜕变为虚伪的东西,儒家倡导的君臣上下等级名分已经构成残害百姓、祸害社会的根源。“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由是,阮籍实已倡导“无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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