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依“十二纪”的变迁次第对《吕氏春秋》作了简略的介绍。从简略的介绍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到，《吕纪》论春季多取于道家，论夏季多取于儒家，论秋季多取于兵法两家，论冬季多取于墨家[22]。由于吕子并没有依从某一家学说内在的思想逻辑开展，显得杂芜，其被视为“杂家”乃至“混乱”自亦不无道理[23]。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从道家思想发展的脉络看，《管子》诸篇和《吕氏春秋·十二纪》，乃至于韩非子，都是从老子的“无”的境界下落下来，转向“事用”的。在韩非子认为“事用”必讲求“因顺”于人的“恶”的情性之时，他是把“事用”完全地工具化、操作化。及《管子》诸篇、《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大自然的变迁节律为因顺的对象，并把依从变迁节律的每一阶段所取的“合宜”的“事用”操作都赋予天地宇宙自然—本然的意义，但是其着意还是在“事用”（“用众”）上，而不是在价值的认定与提升上。只是到了《淮南子》，我们才又得以看到价值追求的重新提升，至董仲舒更有价值追求的统一认定。
从“事用”的角度论，非常有趣的是，《管子》诸篇、《吕氏春秋·十二纪》所显示的中国古典宇宙论的认知方式与认知取向，关切的中心问题并不是思想世界的逻辑而是自然世界的逻辑（节律）。(www.xing528.com)
西方近代崇尚的思想世界的逻辑，是通过把自然世界中的某一部分、某一侧面、某一关联从整体切割开来，抽取出来，确立起某个支撑点，然后借以推演出去，成就某种理论体系，再把这种理论体系对象化为一个人工世界，从而建构起来的。西方近代热衷的“人为自然立法”的主体性诉求，集中体现了思想世界的逻辑的伟大与张狂。
然而，大自然的变迁有自己的逻辑（节律）。这种逻辑（节律）不仅不能够为思想的力量所任意改变，而且如上所述，天地宇宙间的所有物类都只有顺应这种逻辑（节律）才得以存活与繁衍，违背这种逻辑（节律）则会被淘汰，从这个意义上说，吕子及中国古典宇宙论以因顺这种逻辑（节律）为导向安排人的生活、活动与社会—国家的政治运作，不是可以说，它以敬畏与感恩的精神守护着自然世界生生不息的创造伟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