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整个国家政治架构的运作、百姓日常生活的安排和思想信仰的开展而言，所需要因顺的最根本的存在状况，莫如一年四季十二个月时间的变迁和相应的空间（五方）的变置。故《吕氏春秋》在《管子》之《四时》、《五行》篇的基础上撰成“十二纪”。“十二纪”中，每“纪”有论作五篇，其中第一篇又被称为“纪首”，其余四篇为“纪首”所及的某些事项的更详细的论释。“十二纪”既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为大自然之变迁节律，因顺这一节律，春季三纪之政令自当以养生为中心，夏季三纪之政令则主通过修礼作乐以助万物之长养，秋季三纪之政令却以禁攻伐暴及相关的兵事体认收摄之要求，冬季三纪之政令即取丧死为论说体认闭藏之意蕴。这样一种因顺的施设，与《管子》之《四时》、《五行》篇，无疑大体相同。但显然吕氏“十二纪”有了更详尽、更系统的展开，在价值认取上也有了更多的面向。
先看《吕氏春秋·十二纪》是如何对《管子》诸篇做更详尽、更系统的展开的。
吕氏更详尽、更系统的展开，就见诸它把天地宇宙万物，全依四时、五行做了如下表所示的类归：
（本表转引自林品石：《吕氏春秋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4页）
这样一种类归，依今天“科学眼光”所尚的机械观与偶然论，牵强附会之处自是不少。但是在古代圣贤看来，天地宇宙既是由原初的生命力驱动演化出来的，则宇宙万物即便是一山一石，都与生命变迁有着内在的关联，都属生命变迁所取的一种独特形态，且都会为生命变迁提供其独特意义。
又，原初生命力的演化，既有一种时间与空间的节律性，是通过时间与空间的交合变化开展的，那么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的生化与变迁，亦便内含有一种时间与空间的节律性，如现代科学所讲的“生物钟”、“生物手性”即是。一种物类，如果它无法与天地宇宙的时空节律相协调，它就会被淘汰；能够适应天地宇宙的时空节律而获得生存与繁衍的物类，它必然已把时空变迁的节律内化为自己的结构。依此为说，则古代先贤以四时、五行作类的归入，所捕捉的实即是大自然变迁的时空节律与各个生命体、生命形态的内在关联。这种内在关联也许至今还无法为分解—分析的方法所确证，但随意地指责它为荒诞不经，并不见得就是科学。拙著《中国古代哲学的探索与困惑·殷周—魏晋》[19]以“类归的认知方式”指称以元气、阴阳、四时、五行为架构的宇宙论在认知方式上区别于西方近代分解—分析的认知方式的独特性，以为它在空间上所关注的是宇宙万物的生态圈，在时间上所揭示的是万物族类的发生史，诚有所依。
再说《吕氏春秋·十二纪》在价值认取上也有更多的面向，这无疑就表现在它对百家的广泛的容纳，以至于被后人指斥为“杂家”的状况上。(www.xing528.com)
《孟夏纪》中有《用众》一文专门谈及何以要对百家作广泛的容纳。该篇写道：
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夫用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
从“用众”的观念出发，《吕氏春秋》在“审分览”的《不二》篇里，还精确地点出了各家学说的长处：
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吕氏把不同主张的贤哲都称为“天下之豪士”，可见它兼容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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