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车四千乘的社会残酷性引发的反省与批判

老子生活与活动的年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是最使人们的心智得以开启的年代。这个年代，史称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依历史学家的说法，当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器与牛耕技术的发明开始；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人们贫富地位的变迁、剩余产品的商品化和由商业流通促成的人群结构的变化；贫富地位的变迁、人群结构的变化进而引发管理方式与管理体制的更革，于是有了多个诸侯国频密的变法举措；变法的目的在于通过最大限度的欲望刺激以求得国富兵强；国富兵强的变法举措反过来又加剧了人们内心的愈益功利化、工具化，和各国之间在土地、人口、财富、管理人才等方面的争夺，由之驱动起从小规模到大规模的各种兼并战争；各种最先进的技术发明经常被最先用于战争，更加剧了兼并战争的残酷性；而兼并战争的结果使原先由分封制形成的近二百多个诸侯小国，入于战国时期只剩七国；七国君主的权力也处于极度的动荡与反复的轮替之中，永无宁日。已故历史学家翦伯赞曾这样来描述那个年代的战争及其带来的惨烈状况：

春秋时代的战争，还是用战车，所以动员的人数，皆以车计。春秋初期，战争的规模还不是很大，动员的人数，最多者不过车六百乘。到春秋中叶，则战争的规模渐大，动员人数常为七百乘、八百乘，而且有多至千乘者。到春秋末叶，则有动员车四千乘者。《左传》曾有“以什共车”（昭元）之语，则一车为十人，四千乘即四万人了。到战国时代，除戎车以外，又出现了新式的骑兵，如楚国、齐国、赵国都有骑万匹，燕国有骑六千匹，魏国有骑五千匹。此外还有步兵，如魏国有徒兵十万。当此之时，战争的规模更为庞大，或五国攻秦，或四国击楚，或三国救赵，出兵人数，动以万计。战争一天比一天发展，武器也一天比一天锋利。严阵对垒，则强弓劲弩；短兵相接，则长矛利剑；争城以战，则杀人盈城；争地以战，则杀人盈野。……锋刃所向，城邑为虚；燔炉荡社，烟井刊木，社会生产基础，破坏无余。接着而来的，当然是凶年，于是人民遂陷于“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境遇[4]。

至于人们在心性上的蜕变，荀子则描述为：

古之所谓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今之所谓士仕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唯权势之嗜者也。……今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訾者也。（《荀子·非十二子》）

老子强烈的批判与反省意识，显然就是社会历史变迁的这种永无终了的残酷性引发的。

我们看老子。

《老子·五十七章》写道：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5]。

老子这是说，政策号令出台越繁多，带来的其实是老百姓的越受限制而越加贫困[6]；生存技艺发明越先进，引发的无非是社会争夺的越发激烈而越加昏暗；装饰雕琢物品越夸张，带起的只会是人心越益躁动而越趋狂迷；法令条文制定越网密，牵动的是盗贼作案手段越狡诈越残酷……显然，老子看到的就是，由生产技术发展、物质财富增加带来的被认为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变迁，其实只是把人的生存处境更加推向险恶。

《老子·七十五章》称：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这是对“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一句的进一步解说：各层统治者之所以不断地巧立名目，不断地出台各种政策条文（有为），其实就是因为“食税之多”。由之才使得当今天下“民弥贫”而不得不“饥”，民心背叛且“轻死”而不得不“难治”。社会动荡不就源于此吗？

《老子·十二章》又称：(www.xing528.com)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此则是对“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的进一步反省：人们都夸耀五花八门的种种发明如何体现着人的创造才能的无限开展，实际上这些发明也只是为了满足人们声色犬马的感官刺激，而带来的后果却是人心的更加浮躁与行为的更加放荡。社会的争夺也由此而生[7]。

《老子·四十六章》续称：

天下有道，卻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这更是对由争夺引发的残酷兼并的批判：由于战争，战马只能生子于战场上；由于战争，大军所到之处，大地荒芜，荆棘丛生；大军过后，伴随而来的便是由饥荒、瘟疫引发的“凶年”《老子·三十章》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即是。。而战争之不能遏制，在老子看来就出自于欲望的不断扩张（“欲得”）。人们都说社会“进步”源自欲望的驱动，但是社会物质生活资料有限的增长速度永远满足不了被激发起来的欲望无限的扩张速度，因而只要把人心人性指认在欲望层面上，把社会的公共施设安立在满足“欲望”的视野下，为掠夺物质生活资料而爆发相互残杀的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当今，在我们也常常不得不为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为资源的分配而不断发生激烈争夺陷于困苦之时，我们实不能不与老子一样地生起一种深重的悲凉感！

因为老子有那样一种深重的悲凉感，所以他的许多话语甚至表现得那样决绝：

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诈，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8]。

善于智辩，善用伪诈，善使巧利（手段），这些都表现了机心的发达。如果说“欲望”膨胀是争夺的驱动力，那么机心的发达便是加剧了争夺手段的升级和由手段升级而加大了争夺的残酷性。故老子坚持说这三者（智辩、伪诈、巧利）不可以当作治国的施设（“此三者以为文不足”），而决然主张弃绝。老子希冀回归到治国之根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老子自己选择隐退，正践行了他“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主张。《老子·二十章》写道：

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这里，老子通过与众人（俗者）的比较凸显自己作为隐者的特立独行：众人都像“如春登台”那样熙熙攘攘的——因为他们都急于追求功名利禄；众人的心智又是多么昭昭察察啊——因为他们都精于功利计度。而老子自己却“如婴儿之未孩”，不知有好坏的分判；像懵懂的愚人，不知有是非的识别；像孤独的老人，固执、愚顽且野狂……老子何以如此？只是因为他持守着天地宇宙的本根——“贵食母”！

那么，什么是天地宇宙的本根——“食母”呢？

老子在对社会与文化变迁做出深邃反省与激烈批判的基础上，转向了对形而上的思索与探求。这是关于人类如何生活、如何行事才具正当性的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