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反庸俗、反保守、反愚昧的文学巨匠

生平简介

契诃夫(1859～1904),俄国的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少年契诃夫一边上学一边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接触了大量下层社会的“小人物”,他了解他们的痛苦,也深知他们性格上的弱点,这为他以后的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上大学期间他开始发表作品。1888年,他因短篇小说集《黄昏》获“普希金文学奖”而一举成名。此后,契诃夫的创作精力逐渐转到戏剧方面,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都得以在俄罗斯最著名的剧院上演,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00年,他与列夫·托尔斯泰、盲人作家柯罗连科一起当选为科学院名誉院士。令人深感痛惜的是,4年后,正处于创作高峰期的契诃夫与世长辞,享年仅45岁。他的作品却与世长存,它的丰富的内涵至今还吸引着人们一再地打开它,阅读它。因契诃夫所讽刺的事物是跨国界的,所以亦深为中国读者所喜爱,他的短篇小说如《套中人》、《万卡》、《牡蛎》、《变色龙》和《哀伤》等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

反庸俗、反保守、反愚昧是契诃夫小说的三大主题。契诃夫尤为痛恨的是庸俗,他认为“庸俗习气是巨大的祸害”,“莫斯科的生活,目前在我看来是非常沉闷和庸俗的。我简直到了要咬人的地步。”当然,他没有真的咬人,而是用他的笔,像马蜂一样,把那些庸俗的人狠狠地叮了一口。《套中人》、《一个官吏之死》、《胖子和瘦子》以及《变色龙》中的人物既俗不可耐,又是极其保守的。契诃夫用高度概括的笔法,创作了一个个典型人物。“套中人”和“变色龙”已成为人们的口头语,前者是胆小怕事、不满于新生事物人物的代称；后者则是善于阿谀奉承、见风使舵者的别称。他们实际上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物,契诃夫用放大镜把他们放大了,使我们发现他们的可笑之处。他善于用一种夸张的讽刺笔调,用对比的手法,让他们用自相矛盾的行为和话语自己揭示自己的庸俗与愚昧：“变色龙”对狗的态度随着它的“身份”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瘦子”的态度也由于“胖子”的身份由昔日的老同学变成高等文官而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平庸的人正是在庸俗的生活中才觉得如鱼得水,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好笑,所以才是那样起劲地表演着。在契诃夫的小说中也有一些十分清醒的人,如《文学教师》中的尼基京、《带狗的女人》中的古罗夫、《三年》中的柯斯佳等等,在他们看来,庸俗的空气是黏稠的,它使人不能舒畅地呼吸,不能动弹,他们和契诃夫一样,宣称再也不能庸俗地活着：“我得从这儿逃掉,我今天就得逃,要不然我就要发疯了!”

契诃夫讽刺小说绝不是仅仅为了让人发笑,他更能挖掘这些造成可笑之人的社会原因。他们与愚昧的社会习俗和专制制度是合为一体的,前者是后者的自觉维护者,后者又培养、孵化了前者身上的奴性。“套中人”的套子不但是指衣服和雨伞,更是指成文的法令和种种不成文的规矩；在《一个官吏之死》中的小官吏看来,他的唾液喷到了上司身上,上司应该大发雷霆才是,否则就是不合常理；在《胖子和瘦子》中的瘦子看来,等级显然比人情更重要,即使是昔日同学,但现在既然已是自己的上级,应该毕恭毕敬才是。——这些不正是社会上流行的看法?同时,这些观念又借助于他们得以像病菌一样四处传染,“瘦子”的奴性首先通过他的言传身教传染到他的儿子身上,在小说的结尾,他对“大人”献媚、鞠躬,儿子则“并拢脚跟立正,把制帽掉到了地上了”——他将会变成小“瘦子”,成为新的“套中人”,所以,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另外还有多少这种“套中人”活着,将来也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呢!”

契诃夫小说还有另一付笔调：用极其冷峻的笔调描写人物刻骨铭心的忧伤,这类小说有《哀伤》、《苦恼》和《万卡》等等。契诃夫怀着伟大同情心,关注小人物的艰难的生和无声无息地死,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可怕的冷漠。在《苦恼》中,年老的约纳驾着马车在风雪中的彼得堡拉客,他刚刚死了相依为命的儿子,急于找人倾诉自己的悲伤。但是,客人不是因急于赶路而不加理睬,就是因为他不留心拉车而叱骂他。在他们看来,自己的赶路显然比车夫死了儿子更为重要,况且,拉车的老头与自己有什么相干?“凭什么”要同情他?正是这种“凭什么”的心理使人们相互隔膜起来,失去了最起码的同情心。在小说的结尾,老约纳无奈地抱着拉车的瘦马倾诉了好一阵子：“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比方说,这个小驹子下世了……你不是要伤心吗?”不但陌生人之间是相互隔膜的,甚至亲人之间也缺少交流。

短篇小说《哀伤》的故事也发生在风雪交加的深夜,一个老头驾着马车送病危的老伴去看医生,他喃喃地对老伴说,以后再也不酗酒了,也不会再打她,她跟着他过了一辈子穷困潦倒的生活已经够倒霉的了……倔强的老头在平时是绝不会说这些良心发现的话的。但是,他的老伴一直不答话,等他觉得不对劲的时候,才发现她早已死了。

契诃夫的小说风格质朴,语言精悍,篇幅简短,有点像我们所说的小小说；情节也十分简单,不靠悬念吸引读者,但自有一种震撼人的灵魂的力量。他认为,只有那些有才气的作家,才能把小说写得既简练又意味深长。

契诃夫在戏剧方面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所创作的剧本和他的小说一样,大都以反对庸俗为主要主题,结构上也十分简单,但是,他的剧作却更有诗意,因此也更能打动观众的情感。契诃夫认为：“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是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普通人一生都不会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时刻,但是他们有着自己的幸福,有着自己的向往,这些向往和幸福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们却是那样的真切!(www.xing528.com)

当这些可怜的愿望被毁掉的时候,人们也往往不以为意,契诃夫却看到了日常生活的平静的外衣下掩藏的希望、失败、辛酸与痛苦,用动人的形式把它们表演出来。

后世的批评家常把戏剧分为两类,一类是莎士比亚式的戏剧,另一类是契诃夫式的戏剧。莎士比亚的戏剧常以剧情的出人意料的逆转,以激烈的场面来吸引观众,如《哈姆雷特》中其中既有去世的国王的鬼魂在深夜浮现,也有你死我活的格斗场面；契诃夫的戏剧主要不是靠剧情的起伏来获得戏剧效果,而是仿佛在不经意中截取了日常生活的流程之一段,把生活的原生态展示出来。二者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同样揭示了命运的悲剧性和生活的无限复杂性。契诃夫因打破了欧洲传统戏剧的常规而被认为是现代戏剧的开创者。

总的说来,契诃夫的早期小说多是在平常人看来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中发现可笑之处,晚期的小说和戏剧则注重表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或辛酸,它们在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受到了高度的赞扬。列夫·托尔斯泰认为,契诃夫的文学创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高尔基也认为,俄罗斯的语体文是契诃夫同普希金、屠格涅夫一道创立的,他们都是“不可企及”的。

作品简介

契诃夫的文学生涯始于1880年。19世纪80年代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个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供小市民消闲的滑稽报刊应运而生。当时契诃夫年纪尚轻,又迫于生计,他常用笔名契洪特为当年风靡一时的幽默刊物撰稿,发表了大量无聊的滑稽小品,《不平的镜子》和《谜样的性格》便是这类故事。但比起专门供小市民消遣解闷的滑稽报刊的众多撰稿者来,年轻的契诃夫的目光较锐利,笑声更健康。

《一个文官的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幽默短篇小说《胖子和瘦子》一开头写的是两个自幼相好的朋友相遇于火车站。拥抱,接吻,热泪盈眶,这无疑是人之常情。然而,当“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枚星章”的三品文官时,他突然脸色发白,耸肩弯腰,缩成一团,而当胖子同他握别时,他竟只敢伸出三个指头,全身伛下来鞠躬。写于1884年的《变色龙》继续和发展上述两个作品的主题思想。在沙皇俄国,甚至连将军家豢养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小百姓则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读者不难在百余年后的一些“现代人”身上看到“变色龙”的影子。《嫁妆》则揭示了又一种怪诞的社会现象——物贵于人。奇卡玛索娃的女儿玛涅奇卡行将出嫁,母女俩缝制了许多衣服,但玛涅奇卡不幸离开人世,她的孤苦伶仃、身穿丧服的老母仍在一个劲儿地缝制和置办“嫁妆”。贫乏的生活,空虚的心灵!

在1884年至1886年间,契诃夫把视线转向劳动者的困苦生活。《苦恼》是契诃夫早期创作中的一次思想、艺术飞跃。这个短篇小说的结尾(人向马儿诉苦)强烈地渲染着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万卡》可说是《苦恼》的姊妹篇,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这一切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使读者深深地同情小万卡。在主题思想上与《万卡》和《苦恼》相近的还有短篇小说《渴睡》。正是在这些作品中,欢乐俏皮的契洪特逐渐成长为严肃深沉的契诃夫。

契诃夫在晚期作品中,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农村、工厂、小市民和知识阶层的日常生活。这些作品展示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和矛盾(《农民》等)；暴露和否定资本主义,指出它的不合理性和不道德性(如《出诊》)；剖析庸俗、自私和铜臭对人的灵魂的腐蚀(《挂在脖子上的安娜》,《醋栗》,《约内奇》)；反映典型的社会心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套中人》,《醋栗》)；描写已经开始觉醒的知识分子,写他们与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决裂和对“新生活”的憧憬(《醋栗》和《新娘》)。这些作品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道德激情,既展示了农村、工厂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生活画面,也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的觉醒和“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