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旧时代的小说家与冲突

生平简介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绝,官也做得相当发达,有过五十年“家门鼎盛”(吴敬梓《移家赋》)的时期,但到了他父亲时已经衰败。

他少年时代生活还颇优裕,随父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局限于八股文训练,还涉及到经史、诗赋。祖辈的科第发家和当时的家门不振使他早年也醉心举业,二十岁时考上了秀才,这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三年后父亲亡故,他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族人欺他这一房势单力孤,蓄意加以侵夺,这使他看到人情世态的凉薄,并由此产生了对家族的厌恶和反抗的情绪,祖传遗产也在短短几年内随着这种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他一面往来于家乡与南京,涉足花柳风月之地,肆意挥霍；一面随意散发钱财给向他求助的人。他被乡里视为“败家子”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词)。而且他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亲友的歧视,感到在家乡很难居住下去,便在三十三岁时把家搬到了他所喜爱的有着名山胜水的南京。

到南京以后,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与四方文酒之士交游,甚至在没落之中,仍变卖了家产,以葺先贤祠。同时,他对仕途也失去了兴趣。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也称病不去。而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过活,有时竟到了“囊无一钱守,腹作于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程晋芳《寄怀严东有》)的地步。虽然他性格豪爽,但内心的辛酸还是难免的。当他的好友程晋芳也陷入困境时,他感慨地说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吴敬梓是旧时代一种很特别的人物。《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借高先生对杜少卿的批评,描绘出他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得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这里正是写出了吴敬梓与由“正经人”所组成的世界和他们的人生规范的冲突。在吴敬梓看来,在所谓“正经人”的世界里,人心为功名富贵和虚假的道德所掩蔽,失去了生命应有的健康性,更失去了求知和求真理的热情,倒不如“和尚道士、工匠花子”生活得自然本色。他必须从这个“正经人”的世界中逃脱出来,才不致使自己的生命遭到窒息。

但生活的理想究竟在哪里,这对吴敬梓仍然是艰难的课题。他看到“衣冠人物”的堕落,想到的是原始儒学以人格修养为先的原则,觉得讲求礼乐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处”,才是挽救士风的途径。他晚年曾用心于经学,认为这是“人生立命处”(《文木先生传》),并曾著《诗说》(已佚)。他的这种努力,与时代风气是一致的。清代重实证的经学,在一部分学者那里具有同教条化、官方化的程朱理学相对抗,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来改造社会文化的用意,正如皮锡瑞论清代“经学复盛”的原因,谓“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指八股)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经学历史》)。当然,这种以古老经典为依据的思想学说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是极有限的,它对于吴敬梓也只是一种晚年生活的寄托而已吧。

《儒林外史》约作于吴敬梓四十岁至五十岁时,这正是他经历了家境的剧变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时期。此书现在所见的最早刻本(卧闲草堂本)为五十六回,而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记为“五十卷”(即五十回),他是吴敬梓长期交往的好友,所言当为可信。五十六回中,末回为后人所添加,这已为学界所公认。而我们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内容也是后人窜入的,这主要是两大块：一是三十八回至四十回前面一大半,即萧云仙在青枫城的故事；一是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前面一小半,即以汤镇台野羊塘大战为核心的故事。这两部分偏离全书的主题和结构,思想倾向与全书不合拍,艺术性也很差。

此外,吴敬梓还著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

作品简介(www.xing528.com)

《儒林外史》全书56章,由许多个生动的故事联起来,这些故事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的。

全书的中心内容,就是抨击僵化的考试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比如,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叫范进的读书人,他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能考上一官半职。不幸的是,直到他54岁了,还没有考中。因为除了读书以外,范进几乎没有其他的谋生本领,所以他生活困难。穿着破旧的衣服,每天连饭都吃不饱,周围的人也都看不起他。但他对考试着了迷,宁肯冻死或饿死,也不放弃年年参加考试。终于有一次,他考中了一个候补官员的位子。当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范进时,他竟一下疯了。恢复正常的范进立刻身价百倍,有人送给他房子,有人送给他田地,有人送给他钱,甚至还有人主动上门来给他作仆人的。及至范进真正做了官,他又徇私枉法,提拔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在《儒林外史》中,类似的故事很多。作者希望借此说明,正是这种过度追求功名富贵的考试制度,腐蚀了读书人的灵魂,污染了社会风气,同时吏治腐败,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些关于正直善良人物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主人公或者是同作者一样有真才实学但不求做官的读书人,或者有良好社会道德的下层人物。这些人轻视功名富贵,过着自给自足而清贫的生活。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世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现在,《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它可与意大利薄加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相抗衡。

《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特殊的艺术地位。

首先,从结构来说,它不是严格的长篇小说结构,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构成,人物在一部分成为主角后,下一部分便退居配角,成为点缀,或不再出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论及：“全书无主干,仅趋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以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而娱心,使人刮目矣。”这样的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是将一个个中短篇小说串连起来。这在以前的长篇小说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是《儒林外史》的一大创造。

其次,小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所写的人物,大部分都极为生动,各具个性。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也是性格各异。与以前的小说相比,《儒林外史》写的是平凡人、平凡事,在平凡而又典型的细节中见人物性格,而不是通过曲折的情节来展现人物的性格。在这一点上,它足以与《金瓶梅》媲美。

第三,将讽刺小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儒林外史》之前,《西游记》、《西游补》、《金瓶梅》等小说中,已有讽刺的成分,但是,往往不是流于插科打诨,就是等同谩骂,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则不同,正如鲁迅所说：“《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犹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可见,《儒林外史》足称讽刺之书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出于公心。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由于个人遭遇,深受科举之害,或是由于对某个人的不满,出于愤激之情才写出的,而是出于公心(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等),看到了科举制度的普遍危害和士林的种种丑态,才有这部小说的问世；二是能用比较冷静、客观、委婉的手法来写,从真实可信的细节和语言入手来讽刺,既能感受到作者的忧世之心,同时又可见讽刺之意。《儒林外史》对清末的谴责小说有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