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教育研究会史：评价与成果

通俗教育研究会在种种条件的限制下，凭借其人员的努力与热诚，在相当局限的环境中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其核心成员大多有各自的本职工作，以兼职的方式担当研究会的干部，为了达到提升国民素养的目标，他们积极规划各种教育方案，在资源欠缺的状态下艰苦经营，获得良好的成果。虽然通俗教育研究会整体规模受限，但就其产出而言，可见心血，研究会成员的用心与热情充分表现在他们的会议记录中。

通俗教育研究会自1915年9月成立后，面对民初纷乱的政局，在各类政务难以开展的大背景下，那些心怀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谨守岗位、克尽己责，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默默努力，这种情操在民国政府各级专业官僚身上都是有所体现的。事实上，经历了革命的冲击和激烈的政争后，民初官僚的道德素质说不上比晚清更好。正如我们熟知的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民国政府中充斥着腐败的温床，缺乏权威的中央政府，助长了一些违纪行为。然而，无能的批评似乎过当，正如前面章节所述，在整个民国政府中还是存在着一些勤恳工作，用心建设之士，他们一般是富有技能的专业人员，从事专业性质较强的实质性工作。我们所举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就是其中一例，其专责从事文教工作，所涉事务与腐败的距离甚远。对通俗教育工作的投入并非为了金钱利益，其动机纯粹，所念所及都散发中国传统的人文关怀，虽然研究会完整运作的时间不长，但其成果可观，效用良好。现在，我们虽然难以回到民初较低阶层的心理状态，但从通俗教育研究会编辑写作的文本中就能感受到这些知识分子努力贴近下层民众的态度。

最后回到我们讨论的主题——从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历史中了解中国现代化的实际推进环节。正如中国近代史研究揭示的一个趋势，中国从受外力冲击因而产生了现代化需要，并由刺激—反应的逻辑逐渐转变为有意识地寻求自身的现代化，当中的转变曲折已有不少名家大师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与精彩的辩论。总的来说，所谓的现代化实在是极宏大的历史概念，除了理论性的探讨外，必须要向下细化到不同领域的实践经验，才能实际把握所谓的现代化究竟是做些什么事。本文所探讨的正是教育范畴内存在的现代化现象，假设将教育视为一项工程，现代化的教育就是通过建立一套适应于现代社会需求的教育系统，持续不断地产出各类人才供应社会发展所需。正如义务教育响应了民族国家及民族主义的“国民创造”需求，现代化教育系统的建立也是在各方面响应社会发展所需。在晚清民国这段时期里，现代化最初可以简单地视为一个西化的过程。在这个阶段中，对于建立于自身文明特质建构的现代化方式，即所谓的“中体西用”遭受挫败后，渐渐地，一种激进地全面模仿西方文明的观念走到了主流地位，以西化这种铿锵有力的姿态表现出来，教育作为培养人的工具系统，更走在时代之先，正如我们诘问什么事件最具代表性能表达中国传统第一次被西方彻底颠覆，“废科举，兴学堂”实具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

西化风气借由教育向外扩散，科举之废，中国传统文化正式显露土崩瓦解之势，这点是极具革命意义的。就一反面例子而言，民国时期混乱的世风与道德的无力现象，有力地说明了过去节制人们行为的传统观念与标准，已经被西化所敲碎。但社会需要道德亦需要标准，如果传统的一套标准被敲碎，就有必要重建一套新的来替代之，故而有识之士纷纷号召操办教育，正规教育不足以应付国人的需要，那就推动通俗教育，务求以教育工具达成重建的使命，挽救时局的混乱，同时通过一套适当的观念体系，稳定社会秩序，并努力动员国民更好地应对外国的侵略。故而本书每当论及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工作时，除了要看到教育的意义外，同时也要强调研究会各项工作背后所带有的动机及观念，只有把握住这些因素，才能避免以误解的眼光看待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工作。例如，像书籍审查这类行为，往往予人不好的印象，会让人直觉地判断这是种思想审查，但事实上，通过了解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审查工作，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审查行为更多是种社会性的、道德性的批判，是对当时主要社会问题的回应，并且从数字的比例上来思考，其结论更清晰。这种宽容的审查完全说不上是思想控制，毕竟其标准并不严苛，而且查禁数量实在不多，这是我们通过对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小说审查统计结果进行分析后显而易见的事实。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回顾本文开首提出的4个问题：

1.通俗教育研究会在这一时期发挥了何种作用？

2.北洋时期的通俗教育以何种形式进行实践，其成效如何？

3.通俗教育作为建构国民意识形态的工具，其背后代表了一种怎样的思想体系，以及其所想要建构的又是一种怎样的产物？

4.通俗教育的内容呈现了怎样的思潮脉络？

对于第1个问题，本研究尝试通过整理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活动经历，以及汇整当时人们对这些活动的评价来做出解答。通俗教育研究会留下的记录显示，研究会关心的是大众作为“国民”的素养问题，传统的庶民生活习惯充斥着各种不利于国家现代化的因素，其中对公共领域的忽视，其坏处尤为明显。因此，通俗教育着力于提倡公德，鼓励爱国与改善公共卫生习惯等，以求改善国民素养。通俗教育研究会在备受限制之下举步维艰，但得力于主事者的热情，想方设法通过不同的渠道来操办相关工作。至少在北京范围内，通俗教育研究会积极操办了多种通俗教育活动，其成果甚为可观值得加以赞赏。

对于第2个问题，本研究从通俗教育研究会三类主要的通俗教育方法进行探讨，深入分析其具体的实践形式，阐述了小说、戏剧、讲演等通俗教育方法对广大民众展现出的极强感染力。虽然通俗教育研究会主要的教育对象是知识程度比较低的群众，但在实际过程中，即使是知识程度较高的人士也都乐于参与其中，并且颇能领会其要旨，可见这些通俗教育活动的确能打破知识程度差异之间的阻碍。所以，通俗教育为广大民众建立起一套跨越阶层的常识及语言，打破了知识隔阂所造成的疏离。例如，在民国时期常见的爱国运动中，不同阶层的人士都能被动员起来，这就得益于通俗教育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灌输相关观念之功。(www.xing528.com)

对于第3个问题，本研究注意到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成员具有某种群体特征——态度温和、谨慎，渴求改革，具有一定程度的学养，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对参与社会活动表现积极，一般在晚清或民初时期具有办学经验，主张协调新旧思想，认同通过改革来完成中国现代化的主张。这种群体特征反映在他们操办的通俗教育活动中，在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上处处体现其价值观。

对于第4个问题，本研究通过对通俗教育研究会发行的文本内容进行解构，分析梳理其中的思想特点，从而发现通俗教育研究会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在思想上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当时通俗教育的内容主要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通俗教育作为一个转化的过程，把原本仅属于士绅阶层的思想观念转化成全体“国民”的思潮。这种思潮的主调是爱国、改善生活、自我强化、遵守法律道德，它所反映的国家的需要与社会所缺乏的元素，正是当时社会缺乏的德行与价值，所以通俗教育才需要卖力地运用各种方式来补救缺失。

通俗教育作为北洋时期一种开启民智，灌输现代常识的教育工具的确有所成效，通过在各类娱乐性的活动中融入教育元素，扩大教育的涵盖面，运用具有趣味的教育方式吸引不同阶层的人士，其教育观念的先进性不亚于当代的教育思想。与培养精英为主的正规教育不同，通俗教育提供的是人人都有能力接受的教育内容，希望民众借此了解各种新颖的观念，例如国家观念、科学观念、伦理观念、卫生观念与商业观念，对弥合不同阶层群众的知识差距起重要作用，为他们创造了能互相沟通的话语体系。同时，“国家”观念能广为人们接受，通俗教育亦应记此一功。时有多发的爱国运动和号召爱国的宣传能打动不同阶层的人士参与其中，或者促使其对这些运动或宣传持同情态度，有赖于通俗教育建构了各阶层人士皆能听懂的话语体系，让爱国运动及宣传话语能为人所知。如果通俗教育缺席其中，只怕民众亦难以了解个中缘由，更说不上受其打动。

通俗教育的成功，正是把教育活动融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各种思想内容借由戏剧、小说、讲演、图画、传单、日常社交的对话随时散播，供人吸收。然而，通俗教育对思想传播虽如此有效，但就其体系而言始终代替不了正规教育。事实上，知识枯燥艰涩的部分往往正是让知识更为精准有效的部分，为了让一些知识能为下层民众所懂，相关知识的内容莫不经过修剪，经剪裁过的知识较亲切宜人，但不可避免地与其原初形态差异甚多，甚至错误遍布，但为了强化新知识对民众的渗透性，这种好坏参合的剪裁是不得不为之的。

因此，虽然通俗教育涵盖了科学与现代国民思想等内容，但受教于通俗教育的群众终究与士绅阶层有别，他们无法掌握真正的知识内涵，仅止于一种简单的观念建构，并按这些观念产生简单的行为表现，由于建构的是一种情感、娱乐与思想的混合物，因而民众的行为表现缺乏标准和严格的自律效力。当时的士绅阶层之所以对这种产物欣然接受，是因为作为辅助角色的通俗教育没必要采用学校教育那样严格的标准，只要以较经济的条件达成替代古旧不合时宜的常识体系的目标，就称得上完成任务。在这层意义上，通俗教育虽然具有一定的缺点但亦不负所望。

民国时期是各种思潮此起彼伏的时代，除了士绅阶层外，以往对国家政事如同陌路人的平民大众也都参与其中。通俗教育促使识字程度低的平民大众了解自身的处境以及世局的变迁，并由此产生改变的动力，从而积极响应学生推动的爱国运动。而通俗教育的局限，除了上述通俗教育内容缺乏严密性的特点外，资源不足的影响也严重制约了其规模，这让很多通俗教育的项目难以深入穷乡僻壤，仅局限于城市空间。另外，通俗教育具有的开放性特质也让操办者感到困扰，难以使用客观具体的方法来评量教育成效，毕竟通俗教育的受教群众都是自由来去，千差万别的普通个体，他们对通俗教育内容的具体理解与感受也难以一一检验。所以，这些内容到底有多少能按设想般完整地被接收也就无从稽考，受教者是否合乎期待，比例又是多少，种种问题悬而难解。虽然通过对通俗教育研究会的研究尝试回答了部分问题，但因史料的限制，还是存在无法确切解答的问题。在本书即将完结前，或许可以借助民国时期一位署名种因的文人的说法，以补充各位读者对北洋时期通俗教育发展的认识：“说书场是迎合下等社会心理的，小唱本儿都是淫秽不堪入耳的。图书馆简直很少，有的也是限制普通人不得看到，如南京南通之图书馆，尽管他的内容丰富，但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通俗演讲，在京津一带，总算兴旺，然而听惯了那几个人老生常谈，大家到了时候，进去喝喝茶，听听留声机器，说得好，听几句，当着耳边风，说得不好，回头就走，有什么功效？再说到戏剧，旧的还是画脸谱，排出台步来，演那些肉麻的淫戏，而新戏也是换汤不换药的，演什么《刁刘氏》《真珠塔》《巧合鸳鸯》——都是诲淫诲盗婆婆妈妈的事体，哪有审美的观念？哪有改良风化的力量？失望六。”^[1]

种因的观察反映了通俗教育的限制所在，虽然本研究所做的结论综合而言比种因的观点要乐观一些，但通俗教育的确存在流俗的倾向，这是消费社会不可避免的趋势，即使通俗教育研究会一直努力抗拒这种趋势，其成效也实在有限。不过，毋庸置疑的是通俗教育的方法确实效果甚佳，运用较少的既有资源去发挥最大的教育效果，其功效类似于今天人们熟知的电视、电影及小说等媒体的功能，通过在日常生活中把特定的信息灌输给大众，促使大众的行为做出改变，使其合乎通俗教育兴办者的期待。纵然存在种种限制，通俗教育只能发挥局部性的影响，无法达致全面的成功，但站在历史研究者的角度应寄予其历史的同情，体谅其时代背景的艰难，赞赏通俗教育研究会及其会员的贡献与付出，为其努力实现中国现代化做出热情与奋斗击节，并对其在北洋时期默默贡献己力，从事通俗教育的建设与发展，为后来的社会教育建设奠定基础给予肯定。

【注释】

[1]种因.今后中国教育的希望［J］.教育杂志，1920，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