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成立原因

在清末民初，中国各地成立了多如繁星的社会团体，其中与教育相关的不在少数。民国四年（1915年）九月六日，一个新的教育机构——通俗教育研究会正式成立，这个机构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提倡的教育功能及其官方的身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大多数社团组织都是由地方文人及有势力的人士组织而成，部分由官方倡议，部分由民间自发。通俗教育研究会属于官方组织，附属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由于它设立在北京的中央部会之下，故自创立起就带有一种中央政府的性质，俨如通俗教育领域的龙头。通俗教育研究会在其第一次会员大会中正式宣告成立，以后则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辖下参与各项工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在推行通俗教育与制定各类社会文化相关的政策时，往往交由通俗教育研究会进行规划，因此该会承担了为教育部提供政策建言的智库功能，积极参与政务规划，身体力行地实践通俗教育的理念主张，并尽力支持通俗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因此，对通俗教育研究会的考察有见微知著的效果，从而对全国范围内的通俗教育发展获得概括性的认识。

本章首先阐述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的肇因，接下来解释该会在全国范围内担任的角色及其发挥的作用，期望读者能从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的原因及定位中认识到该会的重要性，以及其与当时数量众多的教育团体间的差别所在。另外，除了从教育的角度来认识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内涵外，同时也能通过该会的活动内容一窥北洋时期大众意识形态的塑造过程及社会气氛的酝酿形式，让读者能结合历史背景来认识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工作带来的影响，并了解民初知识分子是如何借助通俗教育的手段来实践晚清未竟的志业，以达成开民智的目标。

报纸在中国面世后历经多年的发展，形形色色的纸笔新闻媒体活跃于中国社会中，是当时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媒介，如辛亥革命的成功，就曾得益于舆论组织的帮助，让革命热潮迅速传播，这对统治者的动摇不是古老的民变叛乱所能相比的。因此，新闻刊物作为重要的思想交流平台，人们可以通过它来发表意见，形成舆论风气，进而主导政治及社会的发展方向。晚清到民国期间涌现了大量的新闻刊物，虽然其质量参差不齐，但其中部分刊物经营有道，得到著名的知识分子或政治人物的支持，成为重要的舆论平台，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能左右当时的舆情风向。其中有一份在知识分子间享誉甚高的刊物——《东方杂志》，它的影响力极大，深受中国士绅阶层的喜爱和敬重，是民国初期重要的舆论平台。该刊于民国二年（1913年）一月，为了纪念发行十周年出了一期特刊，名为《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由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杜亚泉主编。这份特刊对中国在晚清最后十年的发展情况做了一次详尽的综述，从政府的政制改革到国内外的发展形势都一一做了讲解。其中教育篇里，主笔人回顾了中国社会教育十年以来的发展经过，并给予评价：“社会教育，十年以来，殊不发达，乙巳以前，通俗教育，亦鲜设备，丙午以来，乃次第设立宣讲所，编辑国民读本，以补助普通教育，然皆有名无实，未有成绩可言……民国元年，教育部于普通专门二司外，设社会教育司……社会教育之发达，当自此始矣！”^[1]晚清社会教育的兴办情况是否真如其言般“然皆有名无实，未有成绩可言”容待商榷，但其指出“社会教育之发达，当自此始矣”倒是恰当地表达了民国初建人们对教育事务有着新的期盼，即政府的心态也有所转变，在社会教育方面，一改以往放任自生的状况，尝试通过管理，以求更有效地推行相关教育措施。

民国肇造，由蔡元培主理的教育部立即新设社会教育司，以求加强推广社会教育，扭转中国民众思想观念落后的情势，此议受到当时官民的大力支持，更吸引了很多人热情地参与其中。通俗教育借助这股热情的推力，得以在短时间内获得长足的发展，各地民间纷纷成立会社组织推动通俗教育，各式教育方案层出不穷。在这阵热潮中政府并没有缺席，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其中，运用各种方法支持通俗教育的发展，如给予部分资源赞助，或设立主事机构，协助办理各类通俗教育活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组织莫过于挟中央部会之声望及地位的通俗教育研究会。

据《教育部行政纪要》所述：“通俗教育非设会研究，详考利弊讲求方法，不能尽利推行，本部对于通俗教育研究会于民国元年即有此种计划，因中央财政时虞困绌，未敢提出实行。及民国四年七月始行缮具章程预算表呈请批准设立。”^[2]由上述内容可知，设立机构推行通俗教育的构想早已有之，却因为民国初期财政困绌而迟迟未能落实，直到民国四年（1915年）终于具备了施行的条件。考虑到民初的历史背景，民国自建立起就不时遭遇财政困窘的威胁，加之政治环境动荡，世局弥漫着不稳定及不明朗的因素，在这种大背景下，民国政府于民国四年（1915年）才正式实施这个由来已久的构思，自然是对通俗教育寄予厚望。当时担任教育部部长的汤化龙对于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原因做了如下解释：“窃以国家之演进，胥特人民智德之健全，而人民智德之健全，端赖一国教育之普及，而考求教育普及之方法，学校而外，尤藉有社会教育以补其所不逮。盖社会教育范围至广，效用至宏，举凡一国普通士庶之性情、道德、智能皆受熏育陶镕于此，而国家所以谋社会程度之增进，民庶智力之扩张，本固邦宁之上理者，亦即以此为之机括，故东西各国学校教育俱称隆盛，而对于此项教育尚复竭力进行。如日本文部省关于通俗教育一项，其设备费每年达七万五千圆以上，其余英德各国，更臻发达。吾国学校教育既远不逮各国，而一般人民之未尝学问，毫无训育者实居多数，其所需于通俗教育者，自视他国为尤急，又值此国基甫定，民习未纯之时，使非于此项教育积极提倡，不徒人民之德慧不开，社会将日趋于下，而蚩蚩者氓乏适宜之训化，尤惧无以定志气而正趋向，其于国家前途关系甚巨，故通俗教育实为现今刻不容缓之图。”^[3]

汤化龙在这份呈文中称通俗教育为“刻不容缓之图”，其理由何在呢？他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其国力大小与其人民素质有直接的关联，中国国民大多数都未受过足够的教育，这种智识水平长期较低的状况，无疑对国家根基构成一大威胁，这份焦虑成为他决定加强通俗教育的动力。做出这一决策除了焦虑的因素外，另一方面列强也起了重要的榜样作用。以日本为例，该国仅在通俗教育设备上就已投入75000元，与之相比，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开办经费仅1000元，每月开支也就1200元左右，中国奋起直追的空间依然很大。汤化龙认为，列强之强立基于人民的素质，列强早已运用通俗教育的方式来提升民众的素质，参照这些榜样，希望通过提倡通俗教育缩短中国人民与列强人民素质之间的差距，确保国家不因民众素质低而招致横祸，危害国家的发展，毕竟晚清庚子拳乱造成的历史记忆此时依然未被淡忘。(www.xing528.com)

在清季，帝国内部传统的社会分野在外力冲击下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并于此起彼落的革命活动间进一步瓦解，传统的国家秩序观念与理论无法应对现实政治的需要，因此一种源自西方的新型国家理论开始盛行，即民族国家的观念。在家天下的中国传统中，民族并不是构成国家的关键要素，统治的合理性并不建立在民族成分上，而是建立在施政的得失与否上。合理的施政被诠释为天道或天命，皇帝的政权理论上是受托于天的，故而只要一个民族的统治能合于天道，其政权即具有合法性。清政权得以长期统治中国，并不是依赖满族人的数量和力量，而在于其施政尽量迎合中国的传统，并因此得到士绅阶级的支持。但在西方势力伸展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制度和观念被挫败，中国知识分子由原本对西方文明不屑一顾渐变为畏惧、倾慕，积极学习有关西方的一切已然成为时代的共识。有关国家体制方面，西方当时盛行的民族国家观念成为中国人关注的重点之一，革命活动的成功正是这种观念发酵的成果，民族国家理论认为国民在一国之中彼此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与中国传统的“庶民”分野不一样，一国之内每个人都对国家负有责任。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这种要求一般只施加在士绅阶层及统治阶层之上，农、工、商并没有这种义务，但新的民族国家观念把全民都纳入“国民”结构中，国与民密不可分。为了达成这个政治目标，原来的“庶民”就必须经受训练，以获得作为“国民”的能力。

“国民”除了在意识形态上需要有所改变外，更需要学习如何适应现代化带来的改变。城市化与工业化作为现代化重要的内容，冲击着整个中国社会，民众以往理解世界的方式已不管用，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中，只有学习成为“国民”，方能在新的社会中找到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但是，当时仍然稚嫩的学校教育系统是无法帮助为数众多的“庶民”的。通俗教育恰好作为一种相对经济有效的方法，甚至以“机括”所在来形容它。由此可见，通俗教育不仅是正规学校教育系统的暂时替代品，其教育方案本身就具备了学校教育所不具有的机能，因此在学校教育相对完善的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对通俗教育的提倡也是不遗余力的。

在中国推行的通俗教育虽然是以学养程度较低的“庶民”阶层为重心展开，但并不代表它的效果止步于此。就通俗教育的设计理念而言，其教育对象是面向全体国民的，所倡导的常识是横贯所有社会阶层的，因为“举凡一国普通士庶之性情、道德、智能皆受熏育陶镕于此”。当时某个观察者对出入讲演所的人获得这样的印象：“听讲者中，最常见的是商人阶层，其次是普通劳动者，再次是学生。据说有两家讲演所常有游手好闲者出没；另一处则经常聚集着前清的官员。此外，官员、士兵和警察偶尔也光顾一些讲演所。”^[4]从他的观察中可以窥见通俗教育的实际运作情况，出入讲演所的人极为多元化。通俗教育的项目一般都是融入日常活动当中，参与者并没有明显感到自己正在接受教育活动。这种遍及全体“国民”的教育效果正是通俗教育的优点，汤化龙用“熏育陶镕”来形容它的教育过程，并最终以提升全体国民的性情、道德、智能为目标。

汤化龙的见解受到执政者的认同，因此批准正式成立通俗教育研究会，颁布章程，筹备物资与人员，终于在民国四年（1915年）九月六日举办了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并正式宣布成立。首任会长由教育部次长袁希涛担任，同时任命了一众干事，他们当中还包括日后大名鼎鼎的周树人，通俗教育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包括了大量的教育部部员，另外也从其他机构引入各类成员，这一点在后面的章节会进一步讨论。

通俗教育研究会能够得到执政者的认同，主要是受当时局势的影响，其时民国社会正因外交屈辱引发了激烈的民族情绪，政府面对这种情势，极需思考如何做出适当的引导，让一众“国民”认识到国家面对的危机，并借着民族情怀来号召民众为国效力，把民众培养成能够进行动员的资源。通俗教育作为塑造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其效果得到统治者的认同，所以才让这个发自民国元年的构想最终得以实行。通俗教育研究会就在这种社会形势及风气下开展了它的初期活动，同时积极联络全国的相关机构社团共同协作，并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统筹下推动各项工作。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梁善济代表因病缺席的汤化龙指明通俗教育研究会的目标，“本会此后当有二种目的：一引起国民之自动力，一激发国民之爱国心”^[5]。因此，通俗教育研究会得以成立，得益于民族主义的推动，并在往后的发展中与民族主义紧扣在一起。环顾通俗教育的大部分内容，或多或少都带有民族主义的味道，由此可见民族主义与通俗教育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通过推动通俗教育发展来产生加强民族主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