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教育研究会史：大众化的魅力和益处

通俗教育的魅力在于它注重娱乐性，同时也兼具另一个特质，即强调大众化。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场域中，一直都表现出“上行下效”的结构，这表示在现实生活中，上位者往往是下位者模仿与追求的对象，这意味着在各式教育活动中，作为上位者的士绅阶层充当主导角色，庶民大众则扮演着受教诲者的角色，庶民大众从士绅阶层身上获得价值观的评断标准，这种士人教化万民的观念正是根源于儒家传统。在教化行为的过程里，士绅阶层很少关注众多愚夫愚妇的主体感受以及兴趣所在，在伦理观中，民众接受“圣人的教诲”是正道，是顺应自然趋势的。圣人之道不需要考虑大众口味，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被视为一种自然秩序，民众不接受是道不能行，这在儒家的传统中就指明了适当的应对方式，枉尺直寻的行为往往被视为一种道德上的缺憾。然而，受西方教育观念启发而推行的通俗教育，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更重视实际与效果，如果可以让大众接受推广内容，方法上可以更为灵活变通，把教学内容调整得更切合受教者的口味，在道德上也是可以接受的。

观念上的变化让知识分子阶层在推行教育事业时，更为积极地考虑何种方式能更切合大众的口味，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只有吸引到大众的注意力，才能使他们的教化行为不流于表面，真正发挥化民易俗的效果。在推行通俗教育的过程中，那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无不注意吸引大众，很多知识分子都主动观察大众的喜好，并在此基础上设计自己的启蒙方案，务求让通俗教育更大众化，而不是成为一种局限于知识精英圈子的活动。(www.xing528.com)

大众化的通俗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导向原则的影响，其影响之大甚至连教化大众的宗旨也深受动摇，这一点从构成通俗教育的主要项目的发展倾向可以看出来。事实上，民国时期文化灿烂发展，各类型的文化项目皆竞相出现，这些项目除了有其文化上的主张外，往往还是这些文人的谋生手段，例如撰写小说、编辑戏剧、公开讲演等，除了具有教育的价值外，更是种谋生的技法。并且，往往谋取生计的愿望比教化大众的志向更为强烈而有力地影响着文人的行为。事关生存，为求自己的生意能维持下去，客户的想法及口味是不可忽视的，把大众口味奉为圭臬的理由并不复杂。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很多宣称以教化为目的的文化项目，教化的行为常常止于宣传口号而不见诸实际，甚至有些项目本身不仅不符合通俗教育的理念还为其增添障碍。如小说，其商品化意味甚浓，很多小说托词以改良社会风气为目标，但其内容往往被当时的人视作败坏风气的渊薮。张一麔就指责说：“上海有一种恶劣之习，大率无赖文人，不务正业，乃造作一二册小说，名为著作，而实则引诱良家子弟，遗祸社会习俗者，不知凡几，不正当之印刷局，又多惟利是图，发行各埠，四方之人，取而读之，势必使青年子弟入于邪途，流毒无穷，良可痛恨。”^[26]对于这种风气，政府当然希望厉行禁绝，然而当时的情势并非民国政府所能管控的，民初政府缺乏强大的国家机器来施加管制，人民也因革命带来的文化解放而热烈拥抱各种新尝试，所以实际情况就是“劣等小说”禁之不绝，甚至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这种“恶劣之习”能蔚然成风，主要是因为其中存在巨大的利益，能驱使众人从事。同时，这一现象也反映了通俗教育带有的大众化特质起了消解作用，让知识分子更愿意服膺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原则，并在从事这种活动时，利用教化民众的高尚目标将其不符合传统规范的行为合理化，民粹主义的倾向也就表现在通俗教育的活动中。虽然这种变化本身有助于改进士绅阶层的教化技巧，但同时附带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