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娱乐感痛心，对比西方慰藉物的多样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钻研学问与兴办教育一向被视为严肃的事业，连带与之相关的场域也具有宗教性质般的神圣感，如各地广泛设立的学宫除了有教学功能外也兼具祭祀功能，但凡与教育相关的场所也各具礼仪制度，因此教育场域与日常生活场域之间是有清晰界限的，身处教育场域时必须表现得肃敬谨慎。通俗教育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新方法，其创新之处在于消弭了这种传统界限，把教育活动的意涵进一步扩大，其灵感来自西方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方法。从传统观之，通俗教育的内容与一般娱乐活动相去不远，传统中“玩物丧志”的教诲要求人们避免沉迷在这些娱乐活动中，然而，通俗教育的理论提供了另一种观点来看待这些娱乐。民国时期就有人撰文表示：“吾人之生于世也，自其职业之外，必有一种慰藉物，可以快适其心志，疏散其忧虑，消遣其闲暇，休养其精神者，无论文明与野蛮，皆不能以或阙。”^[18]以往作为消遣的种种活动在传统的社会脉络下虽然被容许存在，但它们往往是道德训诫所贬斥的对象。由革命产生的民国鼓励人们颠覆传统，以新的眼光看待事物，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接受消遣娱乐的需求，并认可其是人生不可切割的一部分是有其合理性的。传统儒家的身体观往往主张节制，而在实践中不少人走得更为极端，往往以禁止消遣娱乐为正道，即使实际上不可能真的禁绝，但观念上大家也不敢表示反对。然而，西方的通俗教育理论需要调动某些消遣方式来达成其教育目标，因此，不能再让所有消遣娱乐都被污名化，形形色色的消遣活动需要有所区别，以选拔出有效的方式作为教育工具来使用，就如当时部分士人就认为：“慰藉物之高尚与卑劣，则民族之祸福国家之存亡系焉。有心之士，欲肩荷转移风俗之责任者，不可不于此兢兢也。”^[19]原本只是日常的消遣活动，竟被认为与“民族祸福”“国家存亡”相系，与传统被鄙视的地位相较，这种变化不能不引人注目。

这种改变不是发生在一夕之间，自晚清推行改革后，在西潮激荡的中国社会中，不少人执西方思想的利器来反思传统，抑或重新塑造传统。正如前述，在晚清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广泛采借通俗娱乐的手法来推广各种思想观念，并且这种工具性的手段因具有教育意义而地位得以提高。当然，并不是种种消遣娱乐的活动都合乎启蒙者的需要。对被启蒙者而言，活动本身是用于取乐还是用于教育他们并不关心，他们所关心的是活动能否提供乐趣。所以，担任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混淆，对这些活动进行了筛选，以能实施教育功能者为高尚，供玩乐或旨趣低俗的则为卑劣。具体来说，传统的中国社会大众的人生“慰藉物”有什么呢？当时有人概括地指出“曰赌博而已，曰娼妓而已，此二者，以酒食征逐为之媒而已”^[20]。传统落后的中国习俗对照于先进的西方，则是“曰公花园，曰藏书楼，曰博物馆，曰陈列所，曰演说厅，曰影戏院，曰游泳池，曰击球场，曰赛马处，曰会餐堂，曰澡浴室”^[21]。这些西方公众的“慰藉物”，其目的是“令本地方之居民，以其闲暇无事之时间，消磨于是际，而不至为邪僻所引诱，且于游戏之中，略寓劝善惩恶、增知识、强气体、勉勤奋、导和平之微意。如是而后彼卑劣之行为，自为人所不齿，虽人类至杂，万无遂能绝迹之一日，而要之堕落者少，则社会之程度自高矣”^[22]。对比起来，知识分子为中国卑劣与单调的娱乐感到痛心，并把它与中国的衰弱联系在一起，相对于西方既多样又正向的“慰藉物”，知识分子们不得不表示钦羡。此外，他们也意识到娱乐活动因其内容不同，对大众素质的影响力也各有差异，体验着卑俗娱乐的中国平民表现卑俗，享受着旨趣高雅的西方人也就表现体面。这项比较让两个截然不同的场域汇合起来，并以此为灵感构思一个能通过消遣娱乐的途径实施教育的方法。经过诸多研究和讨论，最后脱颖而出的项目有小说、戏剧和演说。这些项目有其民俗渊源，本来就广受民众喜爱，同时知识分子对此亦不陌生，时人均对它们寄予厚望，期待通过它们来教化百姓，提高大众素质，通俗图书馆、通俗讲演所、博物馆等设施相继在中国各地建立起来。

不论小说、戏剧，抑或演说，皆重视对民众的吸引力，如同中国传统的乡祭酒礼，曾经发挥着教化民众的功能，但过于重视道德训诫会让民众产生距离感，并且作为一种公共仪式，其施行有一定的限制。通俗教育需要发挥超越以往的功能，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能否吸引大众，并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对民众产生影响。因此，通俗教育的内容必须具有娱乐性，只有当教学内容与消遣活动本身紧密结合，方可达到通俗教育的预期成效。对于这一点，1915年担任教育总长的张一麔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大会的训词中谈到戏曲时就指出：“戏曲之感人最深，其取材大都从小说而来，播以弦管，传以神情，遂不啻日日讲演于社会，而成为人人之心理”^[23]。通俗教育最理想的成果就是能潜移默化到人们的心灵中，其中以戏曲功效最好，因为戏曲能通过“播以弦管，传以神情”的方式时刻感动着人们，使人们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影响，比讲演更为有效。另外，小说、戏曲和讲演三者彼此相关，如戏曲的内容可从小说中取材，而戏曲也可以视为一种较复杂的讲演形式，通过使听众感到乐趣的形式来宣扬教育内容。之所以将以往传统中社会地位低下的戏曲挑选为通俗教育的重点内容，就是看中戏曲具备娱乐性，同时又能把以往刻板的说教融入其中。另外，既然面向的对象多是下层人民，因此小说也要写得通俗易懂，故事要能引人入胜，最好附有图画，并把教学的内容与情节相结合，以求不着痕迹。讲演则参考传统说书技巧，亦可广泛运用各种活动影片、幻灯影片、留声机片作为辅助工具。只有兼具趣味的教育活动才能吸引民众，进而熏陶其性情，达成移风易俗与灌输常识的目标。有鉴于此，也就无怪乎蔡元培在谈及通俗教育时，特别提出电光影戏为一轻而易举的方法，其中更称“影戏之成本较轻而收效至易”^[24]。实际上，很多民众是受到这种娱乐元素所吸引才参与这些通俗教育活动的。在一份谈及天津通俗讲演所的报告中举出西马路通俗讲演所的例子，其中就提及：“西讲演所又常常在演讲之前，奏留声机招徕听者。不过留声机一停，听者往往四散；也有因行路疲倦，到此小憩的。讲演员又多不预备，随便拿着报纸说几句闲话，听者还不是当耳边风么？”^[25](www.xing528.com)

这个反例可以佐证娱乐性与感观刺激的元素对通俗教育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整项教育计划的开展有赖于通俗教育能否施展它的魅力，吸引民众并且让民众持续参与其中，缺乏这种特质将导致通俗教育的失败。因此，在进行各种通俗教育活动时，主事者无不注重娱乐的效果，以期激发民众的兴趣，甚至有时会出现过度娱乐而忽略训诫功能的现象，例如当时很多作品皆宣称以小说来改良社会，但其内容对良善风俗帮助甚少。原初为了改良社会，渐渐改变为适应观众口味追求商业利益，最后甚至失去其化民易俗的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