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教育研究会史-倡导通俗教育的兴起

“通俗教育”现代意义的起源应追溯至晚清新政改革时期。事实上与“通俗教育”相关的概念并不是处于孤立的历史环境中独自发展出来的，它的兴起是呼应当时的历史潮流与运动趋势，响应时代需求的。因此，“通俗教育”的概念是一种复合性的产物，其产生的动机与目标是复杂的，它除了具有教育的意涵外，更蕴含了各种影响深远的思潮内容，其目标更是相当多元，既包括了教育意涵，也有伦理意涵，并且艺术意涵与政治意涵也未缺席。因此，通俗教育存在着多重的目标要去达成。在这众多的目标中，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与现代化思想的痕迹，这两类思想主宰了“通俗教育”的形塑过程，甚至可以说通俗教育就是在这两股思潮的推动下产生的，并且为它们服务，努力实现这两股思想的理想。为此，要了解“通俗教育”的兴起，有必要先就19世纪与20世纪初这段时期的历史背景做一概述，俾让各位读者明白这两股思想为什么影响了通俗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就“19世纪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这一问题在其《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发表了意见，他认为19世纪是一个民族国家缔造的世纪。就今人所知，民族国家起源于西方的历史脉络，它的形式与特质皆源自欧洲文明。现今的民族国家数量众多，但都可以说是其仿效品，都是受欧洲文明的影响而产生的。民族主义浪潮从欧洲往外扩散，促成了今天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体系格局。就中国来说，西方的影响在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后日渐强大，并且中国渐渐因这种影响从皇朝帝国体系转化成民族国家。辛亥革命最终结束了中国传统的帝制，并且通过建立模仿外来文明的中华民国体制作为新的国家制度。当时，“反清复明”的思想主要在各种地下社会组织与民间广泛流传，在清朝政局平稳之时，这种思想的影响有限，但自鸦片战争战败以后，清政府屡屡败于西方列强之手，“反清复明”思想也就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复明”的口号虽然已不再具有号召力，但“反清”思想日益炽热，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反清”思想的一次大爆发。这场中国近代极具破坏力的农民运动进一步打击了清政府对国内的控制能力，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清政府的虚弱因此表露无遗，反对少数民族统治的情绪滋生了往后各种形式的反清活动，如著名革命家孙中山也曾表示自己是受洪秀全事迹的启发。当“复明”已不再是反清活动的目标时，那清朝灭亡后中国的国家体制应该以何种形式来建立呢？就在此时，民族国家的思潮已经风靡西方，在西方文明影响日深的中国，这套民族国家的理论自然就成了当时人们的答案。然而不能把“反清复明”的思想与西方的民族主义简单地看成相同的事物，严格来说它们只是近似而已。以霍布斯邦的口吻来说，“反清复明”的思想与其说是民族主义思潮，不如说它仅仅是具有发展民族主义潜质的素材，以供建构民族主义所必需的“想象共同体”的材料。真正把各种素材组织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的是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他们通过广泛运用学习自西方的宣传手段与论述方式，成功地在广大中国民众的心中建构出一个非王朝式的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尽管显得有些偶然及突兀，但辛亥革命的成功毫无疑问是建立于民族主义之上的。

在辛亥革命之前，即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尽管“反清复明”的思想种子潜滋暗长，但并未能结出真正让清王朝致命的果实。其中最能动摇其国本的太平天国运动，其具有的传统农民起义色彩依然比现代性民族主义色彩要强烈。中国之所以能加入霍布斯邦所称的19世纪民族国家缔造国的行列，是因为在19世纪后半叶中国存在一个民族主义的酝酿过程，虽然它没来得及在19世纪末开花结果，但在稍晚一些的1911年终于倾倒了清政府，并让传统中国式的帝制也一并退出历史的舞台，在这个废墟上建立了新的民族主义国家。探究其酝酿经过，可知真正促使民族主义在往后的历史中处于核心地位，成为主导中国亿万民众心灵的主要思想的原因并不是陈腐的反清思想，而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扩张造成的威胁。这种威胁让举国上下充满了危机感，革命党人巧妙地借反清思想把民众对列强的不满与愤怒导向满族主政的清王朝，革命党人所想象的源自黄帝的“中华民族”打动了众多濒危下层社会人士的心灵，即使士绅阶层普遍更认同立宪派所诉诸的、以孔子为圣像、包容性更广泛的文化民族想象共同体，但汉族士绅也不排斥这种具有血缘性的民族想象。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成功到底想要达成何种目标。

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与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大相径庭的趋势，即对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诠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与政权有高度联结的群体一般都是以儒学为核心思想的士绅阶层，他们既是知识分子，也是地方上颇具影响力的地主或望族，虽然分属其他阶层的民众能通过科举考试加入士绅的行列之中，但总体而言阶层成分的变化是相当平稳的。因此，可以以士、农、工、商这种范式来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大致的分类。这四个阶层以外的贱民阶层，在数量上难与这四个阶层比肩，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并不具有多大的影响力，无碍研究者通过四民范式来理解传统中国。在四民范式中，士是与国家高度关联的阶层，他们具有各种理论上与实际上的权利与义务，他们也是参与国家政治的主要群体，而农、工、商，在理论上只是与国家存在纳税赋役的义务关系，相较于士绅阶层，他们与国家的关系是比较疏离的，基本上处于国家政治之外。在西潮的冲击下，这种情况于19世纪末发生了变化，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家庭秩序，甚至个人心灵归属都产生了巨变，西学渐渐在中国取得了领导地位，并有取中学而代之的趋势。一些来自西方的观念常常被运用在各种改造中国传统的运动中，国家和人民的关系结构就是其中一个热点。

顾炎武的亡国亡天下之辨在晚清广泛被人们所引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在这一论述中，亡国即传统中国意义的皇朝败亡，而亡天下的概念，则为晚清知识分子作为植入西方民族主义理念的介体，以此尝试把“国家—人民”的关系重新建构为更密切关联的整体，即国家是全民族的国家，而不是某一皇室或某一阶层的国家。对此追根究底，西方列强的入侵固然使得士绅阶层意欲调动群众以为抗衡的奥援，然而，真正让士绅阶层极力把以往一直处于国家政治之外的民众动员起来的原因，或许是1900年的“庚子事变”给了他们强烈的刺激。

戊戌维新尝试通过大规模的变革来挽救国家，但这一尝试最终因政变而失败，并间接引发了积蓄已久的排外情绪的反扑，义和团运动正是这种排外情绪与民间宗教迷信结合的产物，从山东到京畿一带吸引了大量对西方与改革心存不满的民众加入其中。最后，因清政府的纵容终致失控。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出逃，首都顿时成为外国控制区域。杨早在其有关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的研究中注意到这一事件对晚清士绅阶层造成的心理影响，他引用了《京话日报》创始人彭翼仲两个印象深刻的经历来阐述：“一是几个美国兵到彭家抢掠，索钱不得，几乎开枪把彭翼仲打死；一是后来彭翼仲联合附近居民到美国兵营控告，美国军官教他们，如有士兵入户奸掠，‘即用胭脂水合煤油，洒彼衣上’，以便美军惩处不法士兵。”杨早指出：“前一件事使彭翼仲感到强烈的亡国的屈辱，后一事则让他认识到‘文明国家的规矩’毕竟不同。”^[2]通过这两件事折射出中国的挫败不仅表现在战争上，也表现在文明的程度上。群众的愚昧使得中国自取其辱，同时外国的处事方式也反映了西方优于中国之处不仅在战斗能力上，同时也反映在文明的层面上。

对于这种亡国屈辱，到底应该如何归咎呢？

李孝悌在他的《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中就认为：“由于义和团和八国联军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危局，使得‘开民智’的主张一下子变成知识分子的新论域……一般‘有识之士’或所谓的‘志士’，深感于‘无知愚民’几乎招致亡国的惨剧，纷纷筹谋对策，并且剑及履及，开办白话报；创立阅报社、宣讲所、演说会；发起戏曲改良运动；推广识字运动和普及教育，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民众启蒙运动。”^[3]李孝悌的确抓住了晚清知识分子投入民众启蒙运动的情感动因，“庚子事变”其咎在“无知愚民”的举动妄生事端，甚至部分朝廷官员竟与这些“无知愚民”彼此应和，虽然对西方列强的横暴行为深感愤慨，但国内充斥着的野蛮无知更让人感到痛心。正因为这种野蛮无知的情况充斥于中国各社会阶层，所以才招致国家破亡的窘境，为避免再发生同样的事情，有必要对民众进行全面的改造，采取“文明国家”的方法来实施，以一种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方式及内容来建构民众的心灵。

而金观涛与刘青峰在论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转变时，认为中国的士绅阶层经历了“天下—万国—世界”这三个阶段的变化。在甲午之役后，中国士绅阶层已普遍接受了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明来实现救国图存目标的思维方式，并把西方的文明模式作为他们实施改革的思想资源。晚清最后10年的新政改革及立宪运动，就是根据这种思维基础来进行的。同时，这也是清朝尝试从传统的皇朝帝国体制转型成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的尝试，这种转型所包括的不只是围绕着政权与政治有紧密联系的既有统治阶层，它更欲将以往疏离于政治以外的男男女女、普罗大众都一并纳入国家体制之中，建立彼此牵连更为密切的关系网络。为国担忧不仅是士人的责任，也是生于斯死于斯、接受相同文化传统，属于同样政权管理的所有民众的责任。传统士绅阶层在这一过程中，自诩为民族建构的工程师，并为达成这一目标纷纷提出各种方案，其中如何把庶民和“愚夫愚妇”改造成现代化的“国民”的问题，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必须优先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传统上是十分重视教育的国家，在中国的传统里，教化观念无处不在，理论上传统的教育系统不拒绝任何人，只要其具备经济上的负担能力，都可以通过学习考试成为士绅的一员。中国传统的基础教育成本并不高，因此，大部分民众即便缺乏完整的教育，也或多或少受到过传统教化的熏陶，具备较低标准的文化素养。但传统教育的功效并不足以满足近代意义民族国家的需要，因为它无法实现制造“国民”的职责，故而在晚清新政改革中，教育改革的开展比其他改革都来得要快，而且备受各方重视。因为只有实现了人民的现代化转型，即成为合格的“国民”，其他的改革才能获得成功的基础，具有更多的可能性。那么，何谓“国民”？晚清舆论界的天之骄子梁启超就当仁不让地扮演了这个总工程师的角色，为这个制造“国民”的工程打下基础。严复曾译介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思想，其中就指出，国家的强弱由其国民素质所决定，因此强国必须先强民，所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4]。梁启超深受其启发，并结合他学习于伯伦知理的国家理论建立自己的“国民”理论蓝图。他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明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家者何？国民者何？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古者国之起原，必自家族，一族之长者，若其勇者，统率其族以与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为国，其权无限，奴畜群族，鞭笞叱咤，一家失势，他家代之，以暴易暴，无有已时，是之谓国家。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5]

梁启超认为传统的国是由家延伸而来的，因此国不过是家的扩大版本，国家往往是某姓某族的私产，而现代意义的国则是“国民”总体的财产，非一家一姓所能独占，因此，国与民是不可割裂的，国与民这种不可分离性就构成了“国民”建构的理性依据。在这种意义下，“国民”被整编进一个共荣共存的架构底下，但仅有架构还不足以了解“国民”的内涵。梁启超的《新民说》则为广大晚清士绅阶层提供了一套完整而系统化的理论，同时也是一个可供实行的政治方案。

《新民说》表达了对当时国民劣根性的反思与批判，解释了国家需要新民的原因，即现实环境旧民充斥将会导致国家灭亡。有这种想法的不独梁启超一人，晚清不少开明知识分子也对以往的旧民做出检讨。《东方杂志》作为士绅阶层重要的舆论平台，持论中肯，备受推崇，其中就载有不少对旧民恶劣习性提出批评的文章。例如一篇名为《论尚武主义》的文章就认为国家兴亡的决定性因素不在土地的大小、人民的众寡、兵力的多少、财政的富裕与否，而在于民质是否尚武，并指出尚武精神如同人的灵魂，国无尚武的精神则如同国魂阙如，而中国旧民就缺乏这种国魂。^[6]另外一篇名为《论中国个人之不能自治》的文章，从更宽泛的角度评论了旧民的习性。文章中指出国民能自治然后才能使国家得以自治，国家是国民的结合体：“国家之存亡，视个人自治能力之强弱为存亡，而自治能力之强弱，视个人智识之文野为强弱……故论中国于今日诚不可以不亟图自治，虽然欲自治必自个人始，中国之国民其遂可以自治矣乎，恐仍在黑暗时代而尚未至幼稚时代也。”而中国国民的弱是弱在何处呢？该文中逐一点出，“一爱国心之薄弱”“一公共心之缺乏”“一无尚武之精神”，最后声言应参考日本的做法，如“日本教育家嘉纳氏之言曰：‘欲强国强种，须从教育下手。’以中国之现状，中国民之程度，欲转旋而振兴之，舍教育一端，其别无良策乎”。^[7]

以上两个例子大体都是从精神层面论及中国旧民的缺陷，然而，这些要求在传统中主要的诉诸对象为士绅阶层，农、工、商等阶层的庶民很少被要求有相应的承担。但晚清开明的知识分子就试图把以往不存在的责任加诸一般庶民身上，其理由是国家已由私产转化为公产，因此每一个“国民”对国家都有其权利及义务。另外，上述例子提出的尽管是些抽象性概念，但其隐藏了能发展成具体操作实施的潜能，即对“国民”的肉体按某种理论及意识形态加以改造的潜能，这将在以后会被再次提及。此处，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上述例子所指的唯一救时良策——教育。(www.xing528.com)

“简而言之，二十世纪初期，对中国国民习性的检讨，大抵集中在两个主要层面：（一）中国人无国家思想、无爱国心；（二）中国人无权利、义务之观念，缺乏独立自主、平等自由的精神。1906年《东方杂志》载有‘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便以‘中国人民素受压制，丧失自由，驯至放弃义务、弁髦权利，不识国家为何物，不知自治为何事’寥寥数语，扼要地概括了由‘奴隶’以进至‘国民’的关键所在。”^[8]晚清新政改革与立宪运动就是开明知识分子意欲改变这种情况的实践过程，他们认为教育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种看法除了源自中国传统重视教化的思想外，更是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建构“国民”的办法必然是一种由上层少数人影响下层多数人的层级式思维。一篇题为《论改良政俗自上自下之难易》的文章就适切地表达了这种想法：“欲谋救国，非改良政俗不可。而欲改良政俗，厥有二策：一曰自上，一曰自下。自上者以政府为主动力，自下者以民人为自动力。近者政治家言咸以为变自下，则基础实，变自上，则设施浮。变自下以民人为本位，俗化而政自良；变自上，以政府为本位，必得圣君贤相以治理之，始克成为善国。抑或不然，即政教败坏，衰弱随之。此皆据理之说，而未揆我国今日之国势，今日之民情者也……然则改良政俗之策，操之自上，如彼其易，操之自下，如此其难。”^[9]

由此得知，尽管理论上一种民众自为的改革是比较优越的，但局限于现实情势，改革需要领导者的带头提倡及主导，缺乏自理能力的民众实在难以期待，在倾向立宪改革的士绅阶层中，他们普遍接受这种层级式向下发展的改造办法。同时，他们也因为士作为四民中领导阶层的历史传统，而自觉他们负有积极改造“庶民”成为“国民”的责任，教育场域则是既关键又符合他们传统角色的实践场域。由此就能理解晚清士绅阶层对教育高度关注及充满热情的理由了。

“晚清立宪运动所勠力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正是企图透过政治体制的改造，将传统上‘不知有国’的皇朝子民，铸为自由、平等，并积极参与国家政治过程，与国家休戚相关，互为一体的‘国民’；再借这些‘中国新民’的联合搏聚，超越地域、族群与阶级的畛域，共同组成一个强固有力的新中国。”^[10]这个目标的达成需要通过教育手段来实现，但因资源限制的关系，无法仅靠义务教育的方式来完成。因此，通俗教育被发掘出来，作为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工具。所以，通俗教育是响应着时代的需求应运而生的。

在勾勒出通俗教育概念兴起的历史背景后，接下来就要谈及在教育场域中，通俗教育如何被晚清知识分子所注意到并加以发展成为有效启蒙“国民”的工具。在晚清施行新政的过程中，有关教育方面的改革在各种意义上都应被视为极具雄心的尝试。首先以废科举办学堂为标志，一系列教育机构及组织渐次兴办，其中有些是官办的，有些是私办的，也有不少是由官方和具领导地位的士绅合作兴办的，当中不少商界人士亦参与其中。具有现代化色彩的教育系统初次在中国建立起来，但这只现代化的雏鸟还羽翼未丰，相当脆弱，不无夭折之险，单靠它来担任改革的基础似乎难以胜任。因而，当时充满改革热情的知识分子积极寻找各种方法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并把教育的功效扩展至学校教育所未能覆盖之处。社会教育，或称通俗教育，被注意到且被寄予厚望。

在这个时期，社会教育与通俗教育的意义相近，两者没有严谨公认的定义，下文为求文义统一之故，即把两者一律称为通俗教育。通俗教育之所以能引起知识分子的注意，主要是中国社会固有的“教化”传统使然，如宣讲《圣谕广训》、参加乡约酒礼、背诵道德格言、吟唱诗歌民谣等传统生活习俗及仪式，在儒学的传统中都是实施“教化”的方式。当晚清知识分子接触到转译自日本的社会教育概念，认识了西方社会教育的理论时，他们很自然地想到自己从小的经历，运用新知重新解释旧识，把传统的“教化”方法加以改造，便发明出通俗教育的概念。蔡元培在1903年3月8日向旅沪绍兴人士发表演说时就表示：“夫教育者，非徒一二学堂之谓，若演说，若书报，若统计，若改革风俗，若创立议会，皆教育之所范围也。”^[11]在蔡元培所指能称为教育的项目中，演说、书报、改革风俗这三项，在晚清一般会被视为通俗教育的范围。更广泛而言，那些不能归入学校教育而又能达成改造民众目标的方法，一般都会被归类到通俗教育范畴。因此，通俗教育的定义主要是指受教对象为一般大众，以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为主，采取非正规且形式多样的教育方式，重视教学方法的吸引力，同时不期待受教者能从中获得严谨的知识，仅以灌输某些基本概念为主，担任正规学校教育的辅助角色，弥补资源短缺的正规教育所无法处理的对象。

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时，已经把自己在晚清时有关通俗教育的想法借德国的社会教育理论予以系统化。民初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将之与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实业教育司、礼教司、蒙藏教育司等并列，即可体现其重要性。通俗教育在晚清期间作为一种定义广泛的教育模式，其内容多种多样，本书主要对通俗教育的三个主要项目——小说、讲演和戏剧进行论述。李孝悌的研究很好地论证了在晚清阶段，作为民众启蒙运动一环的通俗教育展现出的成效，而且也论及了这一方法被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效果卓绝值得加以发展。辛亥革命虽然终止了晚清的新政改革，但在教育方面，革命前后并不存在断裂，革命派与立宪派在教育发展的方针上也不存在不可化解的矛盾，甚至可以说两派在教育领域上的共识甚多，尤其在通俗教育方面更是展现出相当高的历史连续性，从教育活动的执行人员到实行的方案，很多都是延续自晚清的。

除蔡元培外，舒新城也曾尝试对通俗教育的范围进行概括，他认为政治少有进步，社会未见改良的原因在于忽略了社会教育，所以他特别提倡三项社会教育活动——提倡游戏、改良戏剧、推广讲演。

对于提倡游戏，他解释道：“吾为此言，人骤闻之，必相责曰：‘游怠荒业，吾国今日正坐此弊，而子提倡之，将尽驱国人于佚乐荒怠之列，置国事家事于不顾乎。’曰吾所谓游戏者，与般乐怠敖有别，行之不惟无害于国人之执业，且能改良社会之浇风。今日社会乖俗，非博塞冶游乎？人谓此为我国不良风俗，吾则谓此为不良游戏，试观社会中之以博塞冶游为命者，有几人不以此为游戏始乎？然其影响，仅及于一人，其害犹可言也。第因其一人之影响，而传播于其家族戚友，则其害无穷矣。”^[12]他认为充斥于日常生活的博塞冶游等恶俗皆是不良游戏，具有扩散的倾向，而改变这些恶俗的最好办法就是替之以良俗，因此他接下来就说：“故吾于我国今日之游嬉，首宜注重国技，以此为我国数千年固有之体育精神，器具易置，乡人如此者多，有人提倡之，以弓箭等事为竞争，甚易普及于乡里，更于繁盛之区，空旷之地，辅以现世通行之室外运动。如蹴球、野球、篮球、网球、队球及室内运动之庭球、叠球等。日夕相从，数年后必能取现时社会恶习之势力而代之。”^[13]

舒新城建议用良俗替代恶俗的做法，其实体现了知识分子意欲借着通俗教育具有的渗透性，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造“国民”的习性。舒新城更是对“国民”身体给予了直接关注，他所提出的良俗方案以体育为主，以期在去除恶俗之余更兼强身健体。

对于改良戏剧，舒新城认为“戏剧之所发者微，所关者大”。举出法国战败于德国后，通过戏剧鼓舞民众，得以快速恢复国势的例子，再“反观我国所演之剧何如也，非男女幽会之事，即赛鬼迎神之本，导国人于奢侈邪淫，伤风败俗，莫此为甚。余以为凡不正当之剧本，皆宜禁绝，专演古人忠孝节义，及近代外交国耻等事，以引起国人崇拜英雄，模式节义之心，而激发其爱国雪耻，励精图治之念，迭相感引，庶几人民知道德之可贵，国势之可危，外患之可畏，国政之当改良，而知所自励也。”^[14]可见，通俗教育作为统合意识形态的工具的意义已被当时的人们所注意，并尝试规划出一套改造方案，以期通过意识形态的统一培养“国民”的向心力，使之成为国家能调动的资源。

推广讲演在旨趣上与改良戏剧相类似，皆是关于意识形态类型的改造方法。“欲求社会之改良，不可不先求教育之普及，而剧场之影响，惟及于通都大邑，繁盛之区，穷乡僻壤，则不能不待讲演。盖讲演机关易设，人才易得，日夕训诲，其效与演剧等，讲演之方法甚多，今请略举一二，以资实行。”^[15]他举出四类方法，即定地讲演、定期讲演、游行讲演、幻灯讲演。讲演类型的活动相对经济，因此对于不时受财政困扰的改革者而言，这种方式深受欢迎，虽然它发挥的功效或许不如舒新城所认为的等同戏剧。毕竟戏剧在各方面需要更多投入及准备，因而在感染力上比讲演更好，但讲演的成本较低，办理更为灵活，所以能以数量来弥补质量的不足。

由以上可知，通俗教育在晚清已被视为一种改造“国民”习性的工具，同时，也是创造“国民”意识的意识形态机器，它灌输的内容让人心生好奇，这部分将会在本书后面详加论述。然而，可以确知的是通俗教育本身即一种工具性的概念，尤其在晚清，它仅仅被视为开通“无知愚民”所不得不实行的方法，是一种教育上的变通措施而已。但进入民国以后，通俗教育的地位有所提升，它不仅仅被视为一种工具，其活动本身也有一定价值，这种启蒙工具本身即一门学问，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知识领域之一。1915年，教育部正式设立了通俗教育研究会，这个以研究会为名的机构即充分体现了意识上的转变，它除了推广通俗教育的工作外，同时以对通俗教育本身进行研究及改进为目标，通过积极学习外国经验、对民间既有活动进行观察研究等方式来促使通俗教育的发展。追问这种改变的原因，辛亥革命带来的新思维自然是不可忽视的，但总的来说，这还是晚清时期经验累积的结果。如李孝悌所言，虽然不期望通俗教育在晚清这段短短的时间内收到丰硕的成果，但在一些通都大邑，启蒙运动确实收到不小的成效。^[16]这种成功的经验鼓舞了知识分子，并成为促进通俗教育发展的动力。另外，不可忽视的是，如果缺乏学理的建构，通俗教育也难以发展成系统化的教育方案，这方面主要得益于外国理论的移植，蔡元培为此做出不少贡献。除了在他的主导下，教育部成立了社会教育司外，他本身极力提倡的美学教育中，在概念、内容与实行手段上与通俗教育也有不少重叠之处，而美育本身也成为通俗教育需要达成的崇高任务之一。蔡元培在1921年2月14日一场名为“何谓文化？”的演说中表示：“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以外，还有许多的机关。第一是图书馆。凡是有志读书而无力买书的人，或是孤本、抄本，极难得的书，都可以到图书馆研究……其次是博物院。有科学博物院……有自然历史博物院……有历史博物院……有人类学博物院……有美术博物院……其次是展览会。博物院是永久的，展览会是临时的……其次是音乐会。音乐是美术的一种，古人很重视的……我们全国还没有一个音乐学校，除私人消遣，沿照演旧谱，婚丧大事，举行俗乐外，并没有新编的曲谱，也没有普通的音乐会，这是文化上的大缺点……其次是戏剧。外国的剧本，无论歌词的，白话的，都出（自）文学家手笔。演剧的人，都受过专门的教育。除了最著名的几种古剧以外，时时有新的剧本。随着社会的变化，时有适应的剧本，来表示一时代的感想。又发表文学家特别的思想，来改良社会，是最重要的一种社会教育的机关……其次是印刷品，即书籍与报纸。他们那种类的单复，销路的多寡，与内容的有无价值，都可以看文化的程度。贩运传译，固然是文化的助力，但真正的文化是要自己创造的。”^[17]

由上述引文可见，通俗教育使教化的机会在社会中无所不在。尽管真正被官方物色并纳入发展计划的项目只有数项，但就其性质而言，通俗教育的概念通过与美育、文化、国民素质、科学常识、文明生活等概念紧密联系，彼此提携，当其中某一概念被热烈提倡时，相关的概念也连带地进入了公众的注意范围。故在民初，通俗教育的重要性得以提高亦有赖于这一系列思想观念成为人们热议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