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读法应用中的注意事项

会读制的根本在于去功利性，而以精读原典为中心，使参加者在细读中亲身感受文本所提出的问题，在讨论中激发兴趣，促使其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去寻找答案。但在教学实践中，由于一些因素的约束，会读法的使用还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文本的选择。教学中的会读与日本江户时期的会读，还是有所不同的。后者完全是以文本为中心，要求参加者搜集所研读典籍的一切版本，细致研究，并加以训读。而在实际教学中，由于教学目的和课时的限制，这样做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在研读文本时，要考虑两点，一是版本，二是内容长度。在版本上，为方便计，尽量选择学界公认的精校本。而考虑到课时，则必须对所选文本加以截取，像《史记》《左传》和“三礼”，相关文本就不可能全读，需要根据文本本身的特性和教学目的有所选择；而像《经学历史》这样长度的典籍，就基本可以做到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精读。

其次是读的方法。会读的最基本要求是一字一句地研读文本，也就是要搞清楚文本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词。这听起来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是非常困难的。笔者发现，本科生在刚接触这种方法时会有明显的不适应，突出的表现就是有些同学在试讲时基本还是按照高中的一套方法，对于文本中的字句只是概括讲述，然后再以总结段意结束。在这样的讲述中，读错字、读漏字、不明词义、误解句意的情况常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教师的严格评点和同学的积极参与。如果没有别人的指正，那么会读就名存实亡，沦为高中语文课。此外，在读文本时，相关的参考书是十分必要的。在笔者看来，课堂上的会读与日本的会读不同的另外一点就是需要参考最新的研究成果。因为在教学中，会读只是手段，是为教学目的服务的，而国学院的经典研读课程不仅仅是为了读文本，还要通过读文本发现学术上的问题，这就对讲授者和同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典中所蕴含的问题无穷，主讲者势必不能一一掘发，只能是加以引导，提出问题供大家思考。同时要求试讲同学要在课下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也正是激发其学术兴趣的关键所在，因而必不可少。

再次是主讲者虽精心准备，参加者却常游离其外。会读的“会”就在于参加者的贡献，如果只是一个人讲，其他人仅仅在听，那么就无所谓会读。而在教学中，这样的情况却常常出现，原因在于会读本来是自愿参加的，但笔者的四门课都属于专业必修课，自然就会有一些积极性不高的同学在会读时参与感不强。笔者对此想到的解决方法是将同学分组，每组选一位组员试讲，其他人补充并回答老师和同学们的提问，并将该组组员试讲和回答问题以及其他同学提问的情况计入平时成绩。尽管并不能使所有同学都能全部投入其中，但通过这种考核的方式，至少可以保证同学在试讲时的水准。

最后是考核方式。以会读为中心的授课，由于其重心在研读文本，故考核方式很难采用一般考察知识的试卷形式。笔者的经验是，除了课堂试讲外，读书报告和课程论文能够较好地体现同学的学习情况。其中读书报告要求同学必须精读一部与本课程相关的重要研究著作或论文，在报告中要写出该书作者的学术特色、该书的问题意识、内容概要和架构以及提出自己在读书时的疑惑或收获。通过这样的读书报告，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读书时的问题意识。课程论文则要求同学撰写翔实的学术前史，关于研究问题的较为完整的参考书目，论证必须清晰有条理。因为开设有论文写作课，所以在撰写课程论文这一点上，国学班的同学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综上所述，会读法可以有效地促进同学阅读经典的水平和耐心，使其能逐渐地进入文本语境，掌握较为坚实的基础知识。虽然表面看来此法比较笨拙，进度较慢，但正如黄侃先生所说的，“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早成就者，不走错路而已”。^[5]而所谓不走错路，就是在治学之初，要将重点放在精读重要经典之上，扎硬寨，打死仗，一步不退，方为捷径。当然也要注意，将会读运用于教学中，需要注意一系列的问题，如文本选择、会读方法、考核方式等，尽量使其适应现在的教学体制，能激发同学的读书兴趣，促使其深造自得，这才是在教学中使用会读法的初衷。

【注释】
(www.xing528.com)

[1]黄侃讲、黄焯记：《黄先生语录》，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页。

[2]石立善：《胡适与入矢义高——写在书简上的一段中日学术交涉史》，《东亚视角下的近代中国》，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6年，第293页。

[3]李若虹：《在牛津和哈佛求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4]石立善：《胡适与入矢义高——写在书简上的一段中日学术交涉史》，《东亚视角下的近代中国》，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6年，第296页。

[5]黄侃讲、黄焯记：《黄先生语录》，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页。